新中国的诞生可谓“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她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沐浴血雨腥风，历经千难万险。其举世罕见的艰辛历程，值得我们世代铭记，倍加珍惜，以此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题图／苍梧山作

　　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侧记

　　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举办的“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日前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延安精神研究会的负责同志以及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此次研讨会以研究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和基本经验为主题，学者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革命不是少数革命家“制造出来”的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度……但革命并不是少数革命家‘制造出来’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沙健孙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从1840年就开始了。在这之后，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的斗争此起彼伏，几乎很少有间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无论就其社会内容的深刻、群众动员的广泛、斗争规模的宏大，都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列宁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这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及其激化，就是伟大的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基础。

　　把创建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革命的共同奋斗目标，这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何处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有林在题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的论文中认为，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哪种制度好呢？有林说，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

　　河北省保定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臧风华在题为《历史是最好的见证》的论文中以详尽的数字说明新中国60年沧桑巨变的事实。他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高于世界同期6~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超过80倍，贸易总额由世界后位跃居第三位，外汇储备1.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城镇化人口增长了34.4%，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纵观60年的辉煌，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前30年是基础和探索，改革开放的后30年是完善、发展和腾飞，两者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近代以来指引中国前进的真理之光，也是一种最强大的精神动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最根本最宝贵的经验。”

　　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田心铭教授在发言中认为，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和60年来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从实践探索-理论自觉-成功实现的发展环节。就社会实践方面而言，“结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即运用它认识中国社会，指导中国实践，把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发挥科学理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能动作用，其成果就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就理论方面而言，“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发展和形式的创新，即在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总结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做出新的理论创造，同时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使其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

　　他强调，我们应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以便在实践中夺取新的胜利，在理论上作出新的创造。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依靠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国家富强(即现代化)，这是新中国60年来的一个基本经验。”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在发言中认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其一，要处理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关系。中国革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起步的。历史已经判明，近代中国已失去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缘，在这种情势下，实现国家富强(即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而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现代化价值取向，是力排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且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从基本社会制度的层面上说，而绝非排斥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吸收。

　　其二，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经济增长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不仅会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出现急于求成的错误，而且还会导致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滑坡、腐败现象蔓延以至政局动荡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三，在经济发展中要处理好社会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恩格斯曾经告诫“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但是，近年来我们在取得经济建设重大成就的同时，由于一些地区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单一的指标，以及错误的政绩观作祟，使我们付出环境、资源的代价过大。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一个教训。所以，社会全面进步，还应当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增长“既满足当代，又不损害后代”，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