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美好幸福的生活都算是“主流意识形态”
《瞭望东方周刊》：中影脱胎于北影厂，现在很多以前的老牌影厂都陷入生存困境，但中影这些年能一枝独秀，经验是什么？
韩三平：这十年来，中国电影集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我们主要做三个类型的影片：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的影片是第一大类，中影在这方面取得了最好的成绩；第二类是对电影院有拉动作用，对观众具有超强吸引力的商业大片，投资比较高，有著名导演和明星大腕，像《赤壁》《投名状》《南京！南京》这样的影片，近几年比较成功；第三类就培养青年导演，像陆川、宁浩，做一些中低成本的影片。
《瞭望东方周刊》：今后主旋律影片的操作手法是不是会有调整？
韩三平：现在，主旋律和商业大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融汇贯通了。《赤壁》、《梅兰芳》就是二者结合的产物，拿到了两三亿的票房，《建国大业》估计也会这样。“主流意识形态”包罗广泛，推崇美好幸福的生活都算，而“商业大片”严格来说，指的不是影片内容，是票房结果。我们拍雷锋，拍得好看，收到两个亿票房，照你们的说法也叫商业大片。
《云水谣》，老说拍得不错，但是大家不去看。现在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吸引观众到电影院去。事情一步步走，观众愿意去看，看了出来之后说好与不好，我们等着，我们改掉不好的地方，巩固和发扬好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有国企情怀，在民营电影市场占了很大份额的情况下，你怎么看国有电影企业？
韩三平：中影的性质是国企，应该看到国企必须要改革，但不等于说它没有生命力，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份额主要还是中影占的。今年国内五部票房过亿大片，我们占了三部。
很多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不行了，二战后法国、英国的电影是很厉害的，创造了新现实主义、新浪潮啊等很多流派，甚至日本电影都很厉害，但他们现在都不行了。他们没有搞计划经济，甚至连审查制度都没有。反过来讲，在计划经济时代，苏联、中国也出现过非常多的优秀电影。中国上世纪50年代一些电影多好啊，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电影艺术家和作品。
民营公司多元化发展没有错。每年电影局都有统计，去年50%(电影)是民营企业做的，就是200部，你看看里边有多少优秀影片？如果说市场经济诞生的企业必然会产生市场经济需要的电影，全国800多家电影公司，差不多90%是民营公司，那理论上就得占有90%的优秀影片。
国企民企，首先是共同发展，共同把中国电影这块蛋糕做大，然后在这个环境中竞争，优胜劣汰，取长补短，这是我们当前遵循的电影产业的思路。
高科技结合民族的浪漫情怀
《瞭望东方周刊》：主旋律、商业大片、年轻导演的低成本电影这三类电影，在中影出品中所占比例以后会不会调整？
韩三平：中影的战略是首先抓住著名导演，比如吴宇森、周星驰、陈可辛、冯小刚、陈凯歌，同时发挥青年导演的优势。
其次，大大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到现在我们还是拍很常规的电影，基本上还是做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用一群著名的演员，加上比较充足的制作基金。但电影发展到今天，有了动漫，还有完全超现实的电影，像《变形金刚》、《星球大战》 、《侏罗纪公园》，韩国人还弄了《汉江怪物》，这块我们还是空白。
电影需要想象力，中华民族是有想象力的，200多年前就写出《西游记》来了，那时候基本上还没有美国，但我们后来在工业技术上落后了。现在，美国人、日本人开始枯竭了，日本在弄我们的《三国演义》，迪士尼弄了《花木兰》。我们只要把现代电影工业的高科技和民族的浪漫情怀结合起来，那就不得了。
《瞭望东方周刊》：中影手里这么强的导演资源是怎么来的？
韩三平：关键是要培养。我不是吹牛，从冯小刚到路学长、霍建起，再到宁浩、陆川，基本上都是我在北影厂当厂长和中影集团当董事长期间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此外，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民营公司培养出一个优秀导演来。
《瞭望东方周刊》：以后会不会进一步加大对年轻导演的扶植力度？
韩三平：肯定要加大，因为我们在培植年轻导演的时候赚钱了，这是一种非常良性的结合。我们利润率最高的电影是宁浩拍的，第一部投资300万的(《疯狂的石头》)拿回3000万票房，第二部投资3000万的(《疯狂的赛车》)拿回一亿二的票房。拿钱去培养人，那是学校的事，我们现在培养人的同时还赚了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把宁浩扶植起来了，我要研究一个问题，中国的电影不是说有大明星大制作就行，同期上映的影片，刘德华、舒淇(《游龙戏凤》)，才八九千万票房，而宁浩(《疯狂的赛车》)没有明星，里边的男演员可能还没我著名呢，拿了一亿二票房。为什么？因为宁浩的电影更适合青年观众。他的第三部《无人区》也就是1800万投资，很快就拍完了，票房过亿甚至过两亿都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新时代的导演，以及电影的主体制作力量应该和观众基本吻合，我们的观众基本都是40岁以下的人，当然3 0来岁的编剧、30来岁的摄影、30来岁的导演和演员，本能地与观众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