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改变孩子的想法，但是她的话应使我们惊醒。腐败在向许多人的灵魂渗透，孩子的话显示许多普通人对权利所带来利益的迷恋，以及对腐败的漠视。用专业的话讲就是腐败落势化。如果说行为的腐败可以用惩戒手段加以控制，那么意识的腐败则必须要依靠更为有利的措施，这种措施必须像“刮骨疗毒”彻底完全。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解释，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基层渗透。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这种腐败落势化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具体表现为，在很多公职人员看来，只要有权就应该去“用”。

　　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贪官李真临刑前的一番话，就揭露了一些职务较低的公职人员为何也能贪腐的“秘密”。他说，秘书的权力来自领导默许、制度赋予和自己开辟3个方面。由于秘书是领导的“活动指南”，领导出去视察，各个单位都想让领导现场“指导”，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样秘书就有机会得到“买路钱”；秘书还可以协调贷款、运作职位，他只要说话，下面的人弄不清到底是领导的意图还是秘书的意图，又不好意思细问，此时秘书就可以假传领导指示，以“二领导”自居；秘书为了个人利益把重要情况瞒过领导，在领导参加会议或找人谈话时吹“耳边风”，关键时刻说假话，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秘书是领导身旁的人，谁都不愿意得罪秘书，担心秘书给他穿小鞋。如此，借助一般干部惟上级领导为是的心理，秘书的权力就会变得极大，甚至“可以玩转一个部门或地区”。

　　林喆说，官员手中的权力是公权力，公权力与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个人因职业或职务而存在的权力并不真正属于官员个人，这一职权是群体权力或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只有相对的使用权或履行权，而无占有、处置或放弃的权利。一旦他与该职位或职务分离(如退休、免职或撤职)，便不再拥有该权力。公权力本质上的非个体性决定了任何将公权力“私有化”的行为，总是对公权力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否定。权力意识的腐化堕落，实际上是将自己认作了权力的实质主体，故而将手中的权力当作个人谋生和发展手段的私权。

　　29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提及干部中的腐化弊端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改革开放30年来反腐实践也警示我们，一些重量级高官之所以最终“没能经受住考验”，在很大程度上与权力过度集中、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反腐制度缺乏创新有关。对此，被判死刑的江西原副省长胡长清曾大发感叹，“牛栏关猫，进出自如”。意思是制度对他这样级别的领导来说，就像是牛栏关猫，可以随意进出，畅通无阻。

　　近年来，中央高层一直在朝着“推进反腐制度创新”方面努力。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纳入反腐战略方针；

　　2007年9月，酝酿多时的中国预防腐败局挂牌成立，这既是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公约》后所应履行的义务，更是构建预防腐败体系做出的重大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