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工作处”的成立解决了我党的情报保卫组织从无到有的问题，它的成立表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出来的；它的初期活动也表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获取阶级斗争主动权的重要工具，有组织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及时揭露敌人的反共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扭转了过去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的被动局面。

　　“七·一五”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我党召开“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由东江前线回到上海，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组织部和军委工作。他在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特科。这是我党系统的专业情报保卫组织。特科的主要任务是及时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中央报警，惩处对党构成重大威胁的叛徒、内奸，保卫党中央和领导人的安全，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在敌情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特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陈云同志曾评价说，中央特科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抗战初期，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从过去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走向全中国。为了适应全国抗战的形势，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刘少奇等主持。会议清算了党在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白区工作必须随着新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彻底转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派遣大批奸细特务，混入革命根据地，进行暗害和间谍活动。为此，193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央社会部，主要负责根据地的锄奸肃特工作。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进一步发展了敌占区和国统区的保卫性情报工作，并获取了一些重要的军政情报。

　　1941年，敌后战场已经成为抗日的主战场，我党面临许多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战略决策问题。为此，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指出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表现，强调了解情况是决定政策和行动的基础。把情报工作提高到政治和思想上的原则高度。为此，于1941年9月成立了中央情报部。

　　中央情报部的建立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是由报警性和保卫性的情报工作转变到军政战略性情报工作、由零星的情报搜集发展到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做法，开创出情报工作的崭新局面，逐步形成了我党情报工作所具有的独特风格。抗日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艰险复杂的形势下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而走向成熟。

　　在解放战争中，各级情报组织始终把敌人要害部门和战略要地作为侦察重点，瞄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特务等决策指挥机关，开展情报搜集活动，特别是向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军事头目身边派出我重要情工人员，及时反馈敌人的重要军事阴谋，如军事部署、重要军事会议、重大作战计划等。同时获取了与解放战争密切关联的重要政治、经济、国际、敌特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生活和人民民主运动等的情报，对配合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由于中央情报部及时调整、充实和组建了情报机构和情报队伍，对隐蔽战线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重点派遣，因此，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充分调动了情工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卓有成效地发挥了情报工作的重要作用，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情报，紧密地配合了解放战争各阶段的政治、军事斗争，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艰巨任务。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烈火中，情报工作受到严峻考验与锻炼，日益发展壮大，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发展到了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