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小组和西安其他情报组织搜集了大量情报资料，其中有西安各党政军民机关调查详表、防止异党活动方案、胡宗南特务系统概况、电报密码、蒋胡的战略动向、胡宗南军队的战斗序列、编制、番号、主官姓名、装备、人数、驻地、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

　　特别是熊向晖获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草拟的进攻我陕北军队的“作战计划”，以及西安其他情报组织提供的情报，对我军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我在延安的兵力只有一个保安团、一个警卫团，没有野战部队。所以党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由朱德于7月4日和6日分别给胡宗南、蒋介石发电报，抗议他们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7月9日召开三万余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通电全国各党派、各报纸，呼吁停止内战。7月12日，毛泽东根据各方面搜集来的情报和材料，撰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用《解放日报》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该文列举了大量事实，其中也包括胡宗南把原来对付日寇的河防第一军、第十六军和第九十军等三个军调到边区来积极准备进攻我军的事实。毛泽东的文章义正词严，指出这是国民党和胡宗南不打日本人，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行为，要求他们立即撤军。本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是要采取所谓的“闪击战”，“攻其不备”。现在事实都被公开了，无“奇”可言，而且共产党又严阵以待，胡宗南只好作罢，下令收兵。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更加紧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阴谋，我党有关情报组织及时上报了敌人调动兵力向我边区进攻的重要军事情报，有力地配合了陕北作战。在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延安发起进攻的关键时刻，熊向晖设法通过西安情报组织，及时上报了敌人进攻延安的计划，为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情报部对西安情报系统的工作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的情报对中央工作有很大帮助，称赞西安的情报工作是全国的模范。

　　周恩来还派遣大批优秀干部打入敌人的心脏，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核心机要部门及其负责人身边建立了一批重要的情报网络和关系。例如：

　　派潘汉年到上海和香港开展情报工作。潘汉年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名艺术大师，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他曾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并组织和指挥华南地区的情报工作，他所领导的情报组织及时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一触即发”的重要情报，及时反映了日美谈判内幕，以及日军决定“南下”的战略意图。特别是通过日籍反战人士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的分析研判，作出日本将会在12月7日前后对美国发动进攻的准确判断，最早发出了太平洋战争的警号。这一战略情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有战略价值的两件情报工作”之一。为了保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潘汉年等情报系统还利用长期建立的秘密交通线和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负责安排了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进步人士秘密离开香港，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先后组织了数百人秘密转移，没有一次失误，这是情报部门的一项重大功绩。

　　派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当机要速记。她曾获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草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的原件；获取了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反共清党文件等重要情报，为我党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作出了贡献。在1946年1月召开的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沈安娜通过丈夫华明之，将国民党“党团会”商定的谈判方案报告我党，使中共代表团预作准备，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派阎宝航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和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总会”(会长是宋美龄)书记的特殊身份，开展情报搜集活动。他曾及时上报了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时间的重要情报，我党在与其他来报进行综合分析后，通报苏方，为苏方提前做好战斗准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后期，他又经中共中央及时向苏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图等军事情报，为苏军迅速全歼日本的关东军立了首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