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副部长告诉记者，县里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媒体记者就会蜂拥而至。为了控制负面宣传，他必须对前来报道的每一名记者热情接待，想尽办法淡化处理。记者采写负面报道，他们就全程陪同，以便"盯梢"，防止群众"乱说"，如果记者悄悄采访，他们就要四处寻找记者踪迹，了解记者采访了哪些人，报道了什么问题。为了"控负"，他们不仅要找记者沟通，还要找记者的领导或媒体的主管部门说情，甚至低三下四，请客送礼，不堪其苦。而一个县有很多职能部门，隔三差五总会出点事，因此"控负"任务十分繁重。

　　"按说国家赋予媒体舆论监督权，宣传部门应该全力配合记者做好舆论监督工作。但县领导总是以必须正确引导舆论，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由，要求宣传部'灭火'。"张副部长无奈地说。

　　更有甚者，有的基层宣传干部因所谓"灭火"不力，竟遭撤职、调离岗位等处分。半月谈记者曾报道过西部某县借农房改造之名严重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文章刊发后，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但令人费解的是，直接参与侵害农民利益的县、乡党政负责人一个也没有被追究责任，两名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却成了"替罪羊"，遭到撤职或调离岗位的惩处。理由是没有摆平记者，没有捂住不利于地方形象的负面新闻。

　　记者在基层了解到，许多地方对宣传干部"控负"都有考核，甚至划了硬杠杠，成了谁也不敢踩的"红线"。有的地方竟对宣传干部定下荒唐的规矩：凡因"控负"不力，导致中央级或省级媒体一年内对本地进行负面报道达两次者，就地免职。当地宣传干部叫苦不迭：问题不是我们出的，娄子也不是我们捅的，却让我们"背黑锅"，实在太冤了。

　　西南省份某市一名宣传部长说，在一些地方领导的眼里，只要保证不出负面报道，多上正面报道，宣传部长就"称职"，否则就是不称职。这个评价杠杆迫使许多宣传部长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疲于应付媒体上，从而忽视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基础性投入和全局性思考，越往基层和不发达地区，这种倾向就越明显。

　　中部一些基层宣传部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有的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感，以稿谋利现象仍然存在。近年来，随着中宣部加大管理力度，媒体以稿谋利现象明显减少，但在一些地方，这种现象从未真正杜绝，个别记者、编辑出于个人目的，将小事炒大、大事炒恶，意图从中谋利，个别媒体则从经营角度考虑，将此作为拉广告、拉赞助、推动报刊发行的良机，对编辑、记者的刻意炒作和变相要挟行为默许甚至放纵，一些基层宣传部门不堪其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