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父亲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曾指出：

　　“民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有相互密切关系的，两者缺一不可，忽视了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党内必须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则能有真正民主的实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先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父亲几次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必须马上纠正，毛主席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44年父亲明确阐明了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

　　1944年受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委托，父亲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父亲以全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历史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集体领导下所取得的。

　　1950年，毛泽东主席回忆他最辉煌最得意的解放战争时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总理补充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61年周总理在和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动情地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