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任弼时的早期军事思想也开始进行初步探讨。诸如：章学新撰写的《任弼时在红军早期建设中的贡献》等，着重论述了任弼时为党建立军事工作系统、修改和起草有关军事工作的文件、反对冒险进攻中心城市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值得研究问题。诸如：张检明撰写的《务实的态度，闪光的精神》一文，对于任弼时关于秋收起义失败的基本原因、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就值得研究。文章认为，任弼时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就明确提出党应把主要力量放到农村，“这在当时党内来说恐怕还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认识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最早的宝贵思想”，等等，尚需再探讨。当然，作者勇于表明自己的观点是好的，但需要对所及问题进行全面考察，认真分析，力求做到观点正确，论据充分，史实可靠，令人信服。

　　三、对深入研究任弼时的军事活动与思想的几点建议

　　目前对任弼时的军事活动与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我认为还不深入、不系统，不全面，有分量的成果也不多，甚至有许多领域至今尚属空白。为了深化研究，我有如下建议：

　　(一)对任弼时的军事活动与思想研究，必须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他的思想特征和发展轨迹

　　首先，要把握任弼时的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实践基础。斯大林曾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的生动概括。任弼时的30年革命生涯，基本上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度过的。这时期，党的基本任务和工作都是围绕着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展开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任弼时的军事活动与思想中，必须坚持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牢牢掌握他的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实践基础。

　　其次，要把握任弼时的军事思想的实事求是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贯穿于任弼时的军事思想的灵魂。早在1925年，他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就指出：“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并不是使团员大家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新名词，或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也不是要团员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而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思想作风贯穿于任弼时的光辉一生。1927年9月27日，他在调查长沙暴动失败的原因后，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长沙群众尚未发动，且已被敌军重兵占领，严密控制，“暂不举行暴动”。1927年12月4日，他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浙江省拟制的《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持否定态度。他说“过去浙江工作不好，此计划不能成立”，特别是计划提出全省13个城市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致暴动，“要不得，中央不好批准，如照此做，结果恐又成为军事投机”。 1928年1月，他在《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完全没有了解“暴动是一种艺术”的意义，极容易走向冒险主义或玩弄暴动的错误。并指出：“我们应当明白暴动是一种阶级斗争达于最高度的斗争方式，暴动的目的，是要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因此，必须有广大的阶级及群众做暴动的基础，而且这些群众具有夺取政权的意识和组织力量。同时，统治阶级已经动摇，引起了社会上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和厌恶；领导暴动的党能够指挥暴动的极广大群众，技术上有很精密的布置，这样方才能够发布爆发的命令。”“过去各地暴动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群众本身没有组织，缺乏暴动意识，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教训。1928年1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河南省委的指示信中，又指出：在军阀混战局面下，河南目前“绝对没有(达)到普遍的‘起而用暴动手段夺取政权’的总暴动时机”。豫南为咽喉之地，在京汉、陇海铁路沿线工作没有基础时，如轻易举行暴动，“必将走到玩弄暴动的错误”。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