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历史非直线,弯曲有上下”
唐德刚此前曾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专访,对他从事的口述历史事业、与一众历史名人的交往经历有过一段深度解读:
教美国人区分诸葛亮和孔明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著名历史人物做了口述史,能介绍一下是怎样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唐德刚: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是偶然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当年是从国民党的中央大学拿了“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的,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
既不能回去,后来学校便又招呼我回来替教授做历史系助教。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
说起口述史来,一晚上也说不完。“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开创的。那时美国对战后很多国家都很有兴趣,政府和基金会都有这笔基金。国民党垮台后,这笔钱花不出去了,但他可以研究国民党。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是胡适。
李宗仁有时会信口乱讲
记者: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有时间给您讲自己的经历?
唐德刚:我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是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也找不到工作,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也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因为林语堂写英文书拿了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了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
记者: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编者注:我们有共同语言)!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
李宗仁是军人出身,读了三年书,桂系军阀,文学、历史完全不懂。我和李谈话,他讲不了英文,而且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
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