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历史非直线，弯曲有上下”

　　唐德刚此前曾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专访，对他从事的口述历史事业、与一众历史名人的交往经历有过一段深度解读：

教美国人区分诸葛亮和孔明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著名历史人物做了口述史，能介绍一下是怎样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唐德刚：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是偶然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当年是从国民党的中央大学拿了“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的，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

　　既不能回去，后来学校便又招呼我回来替教授做历史系助教。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

　　说起口述史来，一晚上也说不完。“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开创的。那时美国对战后很多国家都很有兴趣，政府和基金会都有这笔基金。国民党垮台后，这笔钱花不出去了，但他可以研究国民党。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是胡适。

李宗仁有时会信口乱讲

　　记者：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有时间给您讲自己的经历？

　　唐德刚：我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是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也找不到工作，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也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因为林语堂写英文书拿了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了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

　　记者：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编者注：我们有共同语言)！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

　　李宗仁是军人出身，读了三年书，桂系军阀，文学、历史完全不懂。我和李谈话，他讲不了英文，而且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

　　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