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周刊》特地请了9位名人给40年后的中国写一封信。法学家江平、前审计长李金华、戏剧家魏明伦、诗人北岛、围棋名手陈祖德……真正属于科教界的人不多，但几乎毫无例外，他们都谈到了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科技、中国的文化。

　　“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处于与全世界竞争的状态，而我们的文化没有”，这是魏明伦的感慨；

　　“上学时不再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很少有孩子戴近视眼镜，分数和名次也不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这是李金华的期待；

　　“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这是北岛的呼喊；

　　而憧憬“中国世纪”的江平则认为：“中国世纪”的真正标准，“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在总量中居于世界第一，更是中国的政治文明、科学文明以及文化的文明是否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是否让多数国家和人民乐于去效仿”。

　　就在贝老和钱老离世前一个多月，比贝时璋小74岁的浙江大学归国博士涂序新，选择了离开。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这当然是一桩极端的个案。但对教育的弊病、科研管理的弊病、学术环境的弊病，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不会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