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省委宣传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2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希望借助社会力量，加大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力度。

　　俗话说，马克思主义的电筒照别人，也要照自己。作为一种社会监督力量，媒体在监督别人的同时，也有义务加强自律、接受监督。近年来诸如“纸包子”等事件更在提醒人们，对媒体的监督不可或缺。

　　这也正是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举措初衷：“聘请媒体义务监督员，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媒体要履行好舆论监督的职责，媒体本身也要接受公众的监督。没有监督，话语权也可能被滥用。”

　　然而，以聘请媒体义务监督员方式监督媒体，总让人觉得逻辑不通：被“授权”的监督员可以监督媒体，那么没有被“授权”的其他公众呢？如果媒体义务监督员真有必要，那么对于一个省来说，120名是不是少了点？既然是专门设立，媒体义务监督员是否有多于一般公民的“法外特权”呢？

　　尽管云南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申明“并不是只有监督员才有监督媒体的权利”，但人们从中依然能感觉到一种“权力”与“权利”观念的位移。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于公民，“法无禁止即自由”；对政府，“法无授权即禁止”。从这个角度来看，给本就有权利监督的公民“授权”，无疑是混淆了私权利和公权力的界限。

　　其实，对于媒体来说，当前的各种监督手段并没有缺位，只是如何更好地执行而已。比如，从制度上来讲，有党纪，有法律，也有行业规范；从组织上来讲，有宣传部门，也有记协等各种机构；走向市场的角度来讲，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监督平台，在媒体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任何不负责任、急功近利的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最终都会因伤及公信力而砸了牌子，失去市场。

　　至于有关部门所谓的在热点、敏感公共事件中，监督媒体是否缺位、失语，恐怕也不具有可操作性。首先，对于缺位、失语的标准怎么判断就是一个问题；再者，在当前的舆论格局下，这一义务又准备加诸于哪一类媒体呢？

　　尽管云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媒体义务监督员机制是行业自律，而不是强化政府对媒体的管制，但还是给了人某种联想空间：新闻媒体手中的笔杆子是否因此被加套？有评论就担心：此举可能强化媒体的政府管制色彩，使有关部门多了一个操纵媒体的手段，在媒体身上多戴了一副枷锁。

　　“监督权”是党的十七大着重强调并保障的“四权”之一。聘请媒体义务监督员，这样的举措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人们的监督意识、促进媒体的行业自律，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要避免这样的权利错觉：能监督媒体的，只有被“授权”的12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