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月的腐败窝案之后，武汉大学再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11月17日，大旗网上一个题为《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果真寡情薄义》的帖子称，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武汉大学今年4月派人到他病床前宣布：因为合同到期，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

　　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方式

　　上个月，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腐败窝案曝光，媒体称武大成了社会反思和揭破高校腐败堕落的标本。余音未散，此次又有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武大不可能预见不到这么做的道德风险，之所以做得如此决绝，根本上还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迟一天解聘就意味着多付一天的医药费”，并将这一事件定义为武大的“一张耻辱标签”(11月18日《今日早报》)；也有人搬出古今中外的劳资佳话，称“剑桥善待霍金是武大的一面镜子”(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网友称其“薄情寡义”，似也有充分理由。

　　据某门户网站的在线调查统计，60.4%的网友对这一事件表示“悲愤”，仅有28.2%的网友表示理解，认为学校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面对争议，武汉大学积极做出回应，称“确有与张在元教授终止合同一事，但网上内容片面，过度夸张”。声明称，按照聘用合同约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但学校除补贴16.5万元，已垫付医疗费用68.6万元。学校表示对张教授的病情深表同情，但建议张教授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出于人道主义，武汉大学仍会尽可能协助张教授渡过难关。(11月18日《广州日报》)

　　综合各家媒体的报道，事情确实远不像“武大病床前解聘教授”这9个字所表达的“悲情”那样简单。武汉大学自然有理由按期解除在本校兼职的张在元教授的合同，但武大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解除了一个生命垂危患者的合同(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悲情故事中的制度之困

　　在这一事件中，“教授”“不治之症”“解聘”“武大”──每一个词都是激起网友义愤的要素。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弱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义愤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11月18日《重庆时报》)。简单的道德谴责，只能是无的放矢的廉价宣泄。

　　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一个著名教授不幸生了一场大病，经济上居然也会“因病返贫”，落入如此艰难的处境，那么普通工薪阶层如果失去了“单位”的支持和庇佑，大病当前的活路又在何方？还有众多的“潜在失业者”们的医疗保障又该谁来呵护？

　　“武大病床前解聘教授”为何一经曝光就那么夺人眼球，引起热议，除了张教授的病情、武大所作所为触动了公众的道德神经外，公众对医保、特别是大病保险缺乏安全感的感同身受更是一大原因。

　　借用《东方早报》的一句话说，那些猛烈批判武汉大学“狡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的人士，恐怕找错了靶子，“批判的矛头应该指向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

　　“病危教授遭解聘折射医保之困”，《齐鲁晚报》如是评述。

　　按武大的说法，武大与张在元是一种聘用关系，“张在元老师为学校外聘的非全职教师”(11月18日《北京青年报》)。也就是说，张教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体制内”的人。试想，如果张在元身份是武大的在职职工，按照现行的体制，即使张因病失去了教职，但他依然可以因为自己是体制内的人，而安然地躺在病床上，享受免费的公费医疗(11月18日《潇湘晨报》)。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这几年公务员考试那么火爆，因为一旦考上，不但衣食无忧，医保也有了着落。

　　一直以来，我国的机关与事业单位都游离于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实行所谓的公费医疗制度。公费医疗由国家与用人单位包揽职工的医疗费用，为职工健康承担无限责任。但是，此制度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导致医疗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一方面却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

　　《潇湘晨报》由此指出，“武大替公费医疗挨了一回骂”。

　　随着新一轮医改的启动，我国还将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计划三年内实现医保的全覆盖。人们期盼，通过这一事件，能引起相关方面的注意，在医改的推进过程中进行更加合理的制度建设，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医疗救助体系，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每个公民的生命都能得到关怀和积极拯救。

　　这才是“武大病床前解聘教授”事件的标志性意义所在，这也才是我们关注讨论此事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