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是北大公布实名推荐名单的第一天。“瞭望评辨天下”推出特别策划——我该如何考大学。以下是谈话节录。
推荐、考试各有利弊
劳凯声：如果从统计概率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全国进行这样一种统一的高考制度，它应该可以最大程度地把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我们不能说现行考试制度，录取的全是一些低能儿。
实际上从中国历史来考察，推荐从西汉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规范。历史上把它叫荐制，但是荐举制到唐朝的时候，它就走到末路了，为什么？因为它产生腐败，不利于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所以就开科举，有了科举制度。荐举、科举在历史上交替地这样一种发展。证明这两种制度都有优点，同时也都存在缺点。
所以不能说考试就是不好，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导向是记诵之学，就是为上大学，为高考来做准备的，因此在小学和中学，我们在对孩子们进行培养的时候，我们更多地培养他们是一种什么素质呢？就是一种死记硬背，扼杀了他们创新的一种个性，这种培养最终对于人才的脱颖而出是非常不利的。
招考改革是为选才而不是照顾“特长生”
李楯：不是我们应该严格选拔标准，恰恰是应该放宽教育标准，给出自由裁量权。我一个教授，我要招谁做学生，我一个校长我要招谁做学生，我都做不了主，要有一个标准，那就不是一个学校了，那是企业，那是政府机关，那有另外的规则。我们举个例子，现在在美国教书的张春和教授，他当年考进北大的时候，数学零分，今天如果在这种制度下，能不能出一个张春和。
马梦璇：但是如果他有某一方面特长特别突出，他可以通过比如说艺术生、体育生这种。
牟宗勇：比如说钱钟书先生，钱钟书先生也是数学考零分，你说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钱钟书先生他算什么特长？
王旭明：钱钟书先生绝不是特长所能概括得了的，很可笑的，说钱钟书先生是特长生，非常可笑的。我们老特长，其实真正的人才不是特长。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我以为最着急的是给国家培养出一流的创新型的能够拿诺贝尔这些奖的人才。
实名推荐变味皆因校长懦弱
李楯：我们恰恰出的问题是，我们校长也好，老师也好，连一个起码的知识分子担当都没有，你按照你自己的标准去推荐，你管人家说你什么？
我们这些教授给国外著名大学推荐的学生，推荐的研究生，都是这个做法，我推荐了爱收不收是你的事，我推荐了你再去考，你再去考察我认可不认可，我们拉倒吧。
只有我们的中学、小学、大学都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所以他就无法性承受，如果他真正是一个校长，他完全能够承受。
我推荐了你可以不要，但是推荐了你再去搞统一高考，我就不推荐了。
应取消公务员考试的学历限制
王旭明：自主招生制度改革也好，加大面试比重也好，还是我们这次的校长推荐制度等等，都是高考制度内部的改革。大家知道，高考制度人们有个比喻，说是现在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也就是说这个改革想把这座独木桥变成独铁桥、独钢桥、独银桥、独金桥。它还是独的，你无论怎么改，我甚至认为，这么改由木头的变铁的，变钢的，变银的，变金的了，更加大了人们对这种金的向往，原来是木头，现在更加大了人们对金的向往。所以这个我非常同意李教授的观点，在这个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加大教育外部的改革力度，这个包括教育，也包括方方面面，社会的观念和评价、用人机制的一系列改革，要跟上，现在落后了，包括我们公务员，最热的公务员考试，要逐步地取消学历限制，要立刻取消必须毕业于某个大学的这种限制。
教育部应“还权”教育家
牟宗勇：
王老师，说到这个问题我问一个敏感的问题，教育部和教育家是什么关系？
王旭明：
教育部应当是抚育、培养，让更多教育家诞生的这样的制度保障和设计的衙门。
李楯：
教育部恐怕没有这个能力，教育部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政府一个管教育的部门，不管是有教育部，还另设其它机构，它主要的是把政府的财政投入尽量公平地分配到各个学校，而教育的细致规则，恰恰应该是教育家来制定，而不是行政官员来制定。
牟宗勇：
我理解您这话，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说出了问题就找教育部，教育部包打天下。
李楯：
教育部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牟宗勇：
第一，教育部不要觉得什么都能管，要把权利交给教育家，第二，社会也不要期望教育部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李楯：
我们说教育家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对稀缺人才，比如说一个好的教育家我是让他去北大做校长呢？还是让他去做教育部长，这个就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怎么选择都可以，但必须知道，做校长是一种做法，做教育部长是一种做法，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做校长的人往往是一个做教育部长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