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台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下属的旭欣机械加工厂的13名工人因要求企业为他们进行职业病鉴定遭拒，日前主动向云南省疾控中心提出申请开胸验肺，并称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又一次听到了这种绝望悲怆的声音——我要“开胸验肺”。在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被逼“开胸验肺”之后，四川仁寿农民工王成章也曾发出过这种声音。现在，选择以进一步伤害自己健康为代价的极端方式呐喊抗争的人数则达到了成规模的13人。

　　显然，张海超成为了农民工的“好榜样”，他悲情的“胜利”也让农民工发现了一种维权的“有效途径”，越来越多患有或疑似患有肺部职业病的农民工开始相信：在奔走无门、处处碰壁后，还有一种维权方式或许更有效果有效率，那就是打开自己胸膛。以前我们经常看到农民工为了讨薪跳楼、堵路，而今当不断有农民工拿起了“开胸验肺”这一武器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开胸验肺”正在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一种新兴的维权范本。

　　不管农民工是真想“开胸验肺”，还是准备以“开胸验肺”制造一种能够引起舆论关注、领导重视并促成问题快速解决的轰动效应，这种极端的维权范本的出现和“流行”都证明了正常维权途径在某一环节或多个环节、整个环节的失灵和不正常，都是对劳动保护机制的一种羞辱。

　　“开胸验肺”成为农民工维权范本也应引发我们对农民工劳动保护的深层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工得了职业病？有这么多农民工需要“开胸验肺”？有专家说，廉价的农民工是支撑中国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悲的是，快速发展的经济并没有给予这一重要因素足够的、对等的重视和保护，农民工获得的劳动保护待遇一如他们的劳动力那样廉价，很多投资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往往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降低农民工的劳动保护投入，致使农民工劳动保护十分薄弱。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8年发布的《农村迁移工人的劳动保护问题》研究报告称，53.7%的被调查农民工的工作环境至少符合“有毒”、“粉尘”、“噪音”、“潮湿”和“高空”5个选项中的一项，36.5%的农民工每周休息不足一天，心理健康状态不佳者达40%以上。无疑，农民工所得的劳动保护与贡献不符，与快速发展的经济不符，与民主法治的进步不符。

　　没有抗争就没有权利，没有抗争就没有进步，希望少数农民工的“开胸验肺”或“准开胸验肺”能够换来体制性纠错，能够换来公平公正的劳动保护，让其他农民工远离开胸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