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在探索。”近日记者在太仓采访，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不愿多讲成效，说得更多的，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探索。市依法治市办公室副主任葛为平，讲了自己碰到的一件事：3年前，他在一个村驻点帮扶，村里要迎接市政府一个部门检查，村主任跑来请示葛为平：要不要挂横幅写标语？写什么标语？

　　“一个标语就得请示，可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依赖性，折射的是行政‘婆婆’的过多干预。”葛为平坦言，长期以来，把村(居)委会当成政府下级行政组织的思维还存在，有的政府部门喜欢“一竿子插到底”，久而久之，一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习惯了跟着政府部门转。

　　“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各种检查、评比、考核，应接不暇，哪个‘婆婆’也得罪不起。”王义平是太仓市城厢镇电站村党支部书记，当过村委会主任。他用曾经的烦恼，说明“衔接互动”的必要。他说，村委会成员也知道自己是群众选举的，该多为群众服务，可上头布置的工作总也干不完，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群众工作。据市民政局2007年调查，政府下派到社区的工作任务，记录在案的一年就有72项，还有数不清的临时性任务。

　　“大学生村官搞台账，台账叠高有一丈。”太仓市民政局局长王大明，对基层群众自治格外关注。他列举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现在很多政府部门把手伸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部署工作时都喜欢强调：由专人负责、有专门办公场所、各种制度要上墙。可村(居)委会就那么多人，也就那么多房间和墙壁，怎么办？他们只好想办法，门牌换成插卡式，墙上安装电子屏，哪个部门来检查，就换成哪个部门需要的哪一套。

　　“有的政府部门还权不甘心，放权不放心”、“行政官员变指导为领导”、“自治组织变协助为义务”……诚如王大明所言，这些影响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问题，在全国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