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创刊的西安版《解放日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书记处为调停西安事变给周恩来的指示电(局部)。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了。几十年来，围绕这一事变，发表了为数甚多的研究文章、回忆录，也出版了不少专著，但也还有一些未解之谜。西安事变不仅是统一战线的一大杰作，更是隐蔽战线的一大杰作。这一特殊的性质，决定了研究工作必须注意把握秘密斗争的视角，才可能从扑朔迷离中还原西安事变。

　　多年来，学界把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或张学良所发的电报作为保安(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得知西安事变的开始。其实这值得商榷。

　　1，叶子龙对“首日电”的回忆

　　对于毛泽东得知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叶子龙回忆录》中的记载：“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

　　关于这第一份电报的目击者只有三个人，除了译电员和毛泽东，就只有叶子龙。叶是当年的机要科长，又是亲手把来自西安的第一份电报交给毛泽东的，其回忆的唯一性显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他的回忆起码有五个要点：电报只给毛泽东的；电报到达的时间应该是在12日的零点前后，否则毛泽东决不会有“明天”的概念；电报内容还没有确凿的“好消息”；叶子龙实际上完全排除了刘鼎的来电，因为刘鼎一直与保安保持着密切的电报往来，叶子龙岂能看不懂刘鼎的电报；叶子龙的反应表明他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文风的电报，因为他看不懂，所以印象必定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