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王戴笠》一书说，12月初，戴笠匆匆从南京赶来洛阳，向蒋介石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戴笠的情报，正好可以反证当时正处于历史紧急关头的张学良并非孤军作战。而且，与红军生死攸关的西安事变前夕，保安又岂会像军统那样愚蠢地被蒙在鼓里而无所作为。

　　国家安全部负责编撰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含糊其辞地提到了这个问题：“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中共中央。”该书的《序言》表明，为了纠正以往反映隐蔽战线方面作品的粗制滥造和以讹传讹，突出真实性和思想性，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体的帮助。最后由部党委批准的本书审定小组审定定稿。”该书虽然强调了“首先”，但未能进一步说明李克农当时究竟身在何处，又是如何能够“首先”的。因此，首日电的来源依然是个神秘的谜。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是个重要人物，他不仅经历了事变的全过程，而且还几乎参与了事变中全部的重要活动。迄今为止，只有他的回忆最为详细，但也最自相矛盾，从而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

　　1，关于刘鼎的两个回忆

　　刘鼎的第一次回忆是张魁堂根据刘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安事变追记所整理、在《党的文献》上发表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文中说，张学良告诉刘鼎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但他并没有回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报。凌晨2点多与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接通。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

　　概括刘鼎的第一次回忆起码有三个要点：刘鼎事变开始时在张杨的新城指挥部；他来不及回张公馆用自己电台，只能在指挥部借电台发报；从“凌晨2点多”起，事变指挥部就保持了与保安的联系。

　　但刘鼎的第二次回忆又推翻了第一次回忆。他在光明日报社1991年出版的《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内幕纪实》一书中说：“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夜，即12月12日零点，张学良告诉了我要采取的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赶紧向中共中央发报，但此时却停了电，全城也实行了戒严，无奈我即从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门电料行敲开门买回了电池，待电池买回时，得悉蒋介石已被捉到了，我即刻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

　　概括刘鼎的第二次回忆，也有两个要点：事变开始时刘鼎不在新城指挥部，而是在金家巷的张公馆；与保安的联系起始于事变结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