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又凯在《父亲汪锋西安事变前的一次秘密使命》一文中说：“1936年8月，父亲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8人化装成南京大员，又回到西安。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我父亲率刘克东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可见事变发生时，西安地下党的众多秘密电台决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受地下联络处的统一指挥。

　　从西安地下党当时已经建立的指挥系统看，发生“兵谏”这样的大事，作为指挥权限与责职，最早向保安通报事变发生的应该是西安指挥台。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断，最终揭开谜团，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保安的反应有些异乎寻常。

　　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主要政治中心都忙着开会商讨对策，唯独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无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周恩来年谱》，在这样重要的一整天，竟然没有记载任何会议。保安的会议居然要到13日上午才召开，这种情况既不合逻辑，更不合党的传统。如果说对情况不了解，那南京和世界更不了解。如果说等苏联指示，那13日上午也无法开会。

　　但有资料显示保安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大系》说：“中共中央立即在毛泽东住处进行了研究讨论。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后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提议，给共产国际去电。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请国际从速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杨两将军的文电，对他们进行赞扬。”但该书没有提到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