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社会在惊呼“信仰危机”的同时，对“诚信危机”也颇有感慨。如果说，“信仰危机”使人丧失对未来目标的追求，那么，“诚信危机”则是令人迷惘于生存现实。前者是对“为何干”的理性拷问，后者则是对“如何干”的实务考量。也许实务考量更具普适性、迫切性，如何拯救“诚信危机”，如何在全社会尤其在精英阶层提倡诚信，如何以诚信作为全民的言行准则，这已成为建设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

　　解答这一课题，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认为，在公务员队伍中把诚信作为基本的考核标准乃是事所必然，理所固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说公务员是社会精英，并不为过。相对一般人而言，他们有更多的自律、更高的素质，堪称社会的“表率”，他们的言行对老百姓具有示范意义。难以想像，在一个公务员缺失诚信的社会会营造出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氛围。由此可见，力挽“诚信危机”，力倡现代文明，要求公务员恪守诚信至关重要。黑龙江建立全省公务员诚信档案，近30万名公务员的基础信息、岗位职责及社会公德信息等20余项将纳入诚信档案。我为这一举措叫好！

　　社会学常识告诉人们，诚信作为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虽然它属于非成文制度化的东西，并且不具有强制力，却在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遵循之下，能够很好地调整人际关系，湿润社会交往，形成确定性的预期。对一般人而言，可作如此观。倘若针对公务员，我则更倾向于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观点，即：包括诚信在内的道德规范也是作为某种制度来看待的，由于良好的制度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带来整个社会的共同或共享效益，道德的提倡和鼓励就与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效益”关联起来。黑龙江省以建立档案的形式，将诚信建设制度化，势必对社会“减少交易成本”、“共享交往效益”，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

　　公务员的责任原本就要超过我们常说的公民责任，公务员对公共责任的担当理应走在民众前面。公务员服务社会和民众的职责承负是以诚信为前提的，倘若公务员缺失诚信，诸如不顾事实说谎话，光是承诺不兑现，弄虚作假玩骗术，那么，他也就失去了责任伦理的底线，从而他对社会只能是坑害，对民众也只能是蒙瞒，“服务”两字根本无从谈起。诚信在今天绝不是一句空调的口号，应该成为公务员最重要的责任伦理。这些公权力的秉持者唯有率先有了诚信，才能显示对社会的承担，有效增强政府对民众的凝聚力，逐步形成政府与民众合作管理社会的格局。

　　如同人的眼里容不下沙子一样，公务员队伍中也容不下伪君子。公务员必须具有包括诚信在内的道德操守，不然就当不成公务员，即使进入了公务员队伍也会被驱逐。能不能从道德层面(不一定必须用法律手段)决定公务员的去留，是对“民主”、“公民权利”的一种直观的演示。这在文明国度里并不鲜见。芬兰拉毕省行政管理署高级主管斯托夫乘坐公交车上班，因没有让座给一位老太而被电视台曝光，引起轩然大波。斯托夫在接受电视台现场质询时，解释称，当时自己在看报，没有注意身旁有位老太，不让座并非故意。然而，公众不接受他的解释，指控他是“缺乏社会公德的伪君子”，甚至认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还有其他为我们所不知道的不诚信行为”。在公众巨大的压力下，斯托夫于第三天辞职离开了公务员队伍。

　　公务员违背诚信，丧失道德，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在文明的国度委实是惯例，而在我国则是刚起步，但愿由黑龙江省开了个好头，这一步子能快些，快些，再快些。(沈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