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产业、新医药、生物育种、节能环保、电动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我国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继四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的新一轮刺激经济的方案。

　　一如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在“产业立国”的新历史阶段，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也面临新的选择，且从已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从一个经济大国到一个经济强国，中国必须要给出新的产业方向定位，并做出切实有效的落实和实施。

　　刺激经济新方案：

 　　总理与专家共商七大新兴产业

　　2009年9月22日至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三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约请47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大学和科研院所教授、专家，企业和行业协会负责人，就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七个产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在随后公布的会议公告中，该七大产业被表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后，在11月23日召开的首都科技界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其中再次对上述七大产业做出更为具体的解释，同时对海洋、空间和地球深部资源的利用问题也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

　　这些领域共同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科技攻关路线图。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这将成为我国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继四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的新一轮刺激经济的方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座谈会上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

　　当然，中国是如此的特殊，这样一轮主要以创新性为目标的产业规划，如何给这个区域发展本来就失衡的国家带来均衡发展的机遇，如何保证每年都在增加的就业需求，将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此外，这些产业的健康高效发展，需要同时具备“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等。

　　所以，这样一个被中国新兴产业崛起和经济发展转型给予更多寄望的战略选择势必会道阻且长。不过，与危机之下的被动改革不同，在看到新的机遇并主动推进改革的思路情境之下，相应的制度变革的空间有理由被期待。

　　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什么样的产业才能入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此，温总理有明确而科学的答案：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

　　考虑到包括海外资本在内的众多社会资本对这些新兴产业的投资热情，伴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一个个新的财富故事也将诞生。如此诱人，也如此丰富多彩，而国家能否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将这些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与产业规划进行良好的对接，从而使得这些资金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值得关注。

　　不过，考虑到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所提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全国新一轮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也必将展开。

　　历史性抉择：

 　　不能再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中国作出如此战略性选择，具有国内发展转型和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双重背景。

　　在国务院的决策背景表述中称，当今世界，一些主要国家为应对这场危机，都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科技创新投资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投资。这预示着全球科技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重大发现和发明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兴产业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而如果放入更为开阔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似乎已经等待了中国60多年。

　　11月23日的首都科技界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对中国在近200年以来与全球的工业化革命和科技发展擦肩而过的历史表达了遗憾。温家宝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中国屡次错失科技革命的机遇，逐步从世界经济科技强国的地位上沦落了”。

　　温总理特别指出，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曾经有过四次科技机遇，但四次均错失。

　　第一次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所谓“康乾盛世”。当时的清王朝沉湎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满，对外，将国外的科技发明称之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对内，满足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麻木无睹，错失良机。

　　第二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的清朝，洋务派发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但因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对近代科学技术认识的肤浅终告失败，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科技革命的机遇。

　　第三次是20世纪上半叶，由于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使中国失去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机遇。

　　第四次是“文革”时期，新中国建立的宝贵科学技术基础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又失去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使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已经有所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

　　温总理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

　　他指出，回望近一百年来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核心的物理学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科学、板块构造理论、计算机科学，这六大科学理论的突破，共同确立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基本结构。而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基本表现为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没有能够出现与这六大革命性的科学突破相提并论的理论成就或重大发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沉寂”至今已经有六十余年了，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而与世界科学60年沉寂期相重合的是，中国新近60年的历史，基本上延续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工业路径，经过改革开放30年，其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三，在新一轮的科技和新型产业的竞争中，也并非没有机会。

　　创新大战略：

 　　体制大变革的契机

　　不过，既有的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表明，这些以创新为主要特点的新型战略产业的推进，势必会对国家的科技体制变革、教育体制变革、财税体制变革、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变革提出更多要求。

　　而这些体制机制性变革无一不是呼吁多年的变革议题。

　　10月31日，星期六，北京下起了小雪。8点零6分，我国科技界的元老钱学森去世。9分钟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到了消息，随后赶往301医院，凭吊这位一生坎坷且颇富传奇色彩的科学家。温家宝给钱学森深深鞠了三躬，来表达敬意和哀思，而在当晚细雨靡靡的夜里，他依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温家宝后来称，在自己出任总理以后，钱学森每次见到自己，所谈的重点就再也不是之前的科技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钱学森认为，“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这些建议和看法都清楚地说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科技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密不可分。而这些看法也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深切认同。

　　此外，在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见到温家宝总理的时候，提出了后来被广泛传播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对于这一警世之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将问题指向了高校的严重“衙门化”，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立法，禁止高校人事体制上的“双肩挑”现象，“愿意做行政的可走仕途，不要再占用学术资源”。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德忠则对许多科研工作者挂着各种行政头衔这种“科技包工头”现象进行了抨击。此外，中科院院士张伟平则认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

　　当然，这些教育领域的问题和体制性困局早已有之，也早就被广泛讨论和质疑，但是，直到目前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足以说明这方面的变革将会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种变革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到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