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来访，陈俊总会聊起一个关于炒房者的故事。

　　三年前的一天下午，北京西客站某一楼盘售楼处，来了两个中年男人。

　　俩人矮瘦，其貌不扬，穿着普通的休闲服，拎着旧皮包。售楼小姐瞥了他们一眼，有一搭没一搭地接待着。俩人想要楼书瞧瞧，售楼小姐嫌他们烦，躲一边去了。

　　售楼处里一个小伙子见了不落忍，取了资料，又详细介绍了楼盘情况。

　　看完所有材料后，两位来客问：你们这楼，一层有多少套？

　　“一层有12套房子。”

　　“那这一层的12套，我们全要了。”

　　小伙子一愣，“12套？这是要付定金的，两万块一套。”

　　俩男人随即拉开自己的破包，取出24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小伙子目瞪口呆，大厅里的人也都围过来看稀奇，“啧啧啧”地议论，售楼小姐们后悔莫及。很快，他们知道了这两个人，都是浙江人。

　　“这个故事起码说明两点，一是浙商为人低调；二是浙江人有钱。”陈俊说。

　　陈俊是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据他介绍，现在北京有浙江人50多万，浙商在北京的投资额达4000亿元。单是去年，他们就投下了2000多亿元，其中不少钱流向了房地产。

　　“买房子，就像买大白菜一样。”这些年，他曾多次组织浙商，成群结队地买房、买商铺。但他们不愿意称自己是“炒房团”，更愿意自称是“浙江投资团”。

　　“我们准备在北京投资房地产，但‘炒房团’这个名不好听，有贬义，我们不能干有贬义的事”

　　陈俊第一次出手买房是2001年，为了自住。他想在北京安家，不想继续租房。那会儿，对于北京房市情况、城市将来的发展格局等等，他都不清楚。用的是笨功夫，死跑工地，足足跑了半年。最后，陈俊选中海淀区魏公村的一个楼盘。

　　“当时这一片乱七八糟的，楼正盖着。可能我有教师情结，一看这一带高等院校多，文化气氛浓，就喜欢上了这里。那时，南城的房子才卖3000多块一平方米，这里是期房，还要8000多呢。我一咬牙：买！买了一套170多平方米的四居室。歪打正着，看看，现在涨到近3万块一平方米了！”

　　2004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发热，但好多人还没完全意识到。有些想买房的人，听了专家的话，苦苦等待房价的回落。这时，一些在北京经商的浙江人，感觉上海的房价要涨了。

　　“为什么？你想呵，它离浙江近，浙商想要买房投资，第一站会首选上海。我跟着他们杀过去，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才八九天的功夫，没等过户就倒出去，赚了近40万元。那真叫炒房呵！但风险很大。”

　　2005年，国家宏观调控组合拳陆续出台，上海楼市马上降温，陈俊他们撤回北京。而此时，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尚未喷发，还处在蛰伏期，正蠢蠢欲动。

　　“我们准备在北京投资房地产，但‘炒房团’这个名不好听，有贬义，我们不能干有贬义的事。想了好久，才想出‘浙江投资团’这个名字。我们的打法也变了：由短线炒房、瞬间获利的方式，改为以中长线投资为主。”

　　“浙江投资团”，以民间投资的形式运行，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不固定，看上某个项目之后，临时招呼人，组团考察，汇集起来的资金数额，少则千万元，多则数亿元。

　　“我们投资团，在北京打的第一枪，就是万年花城。”陈俊至今仍津津乐道。

　　这个楼盘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当时没像现在这么火，一期楼盘刚开卖，知道的人少。经过仔细考察后，陈俊看到了“卖点”。

　　他分析说，北京的城市建设，就像摊大饼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摊。二环、三环、四五六环。在三环线上，已形成多个成熟商圈，像西三环的公主坟商圈，东三环的国贸商圈，南三环的木樨园商圈，北边有中关村商圈等，只有这个西南三环，当时还空在那儿。

　　“对商业网点来说，金角银边的地段优势最为重要。我感觉西南三环，是北京三环沿线最后一块商业处女地。这个楼盘交通好、地段好，商机无限呵！而且，它离浙商的发家地木樨园、大红门又近，离玉泉营也不远，我知道那里有一批浙江人，在做水产冷冻生意，待了十几年了，怎么不盯住这些浙商来发展呢？我当时预测，两个月后这个楼盘准涨。”

　　2005年6月，陈俊领来温州、台州和义乌的浙商，到“万年花城”看房。“两三天后，就有几个浙江老板定下了800万元、1000万元的铺位。当初，跟我去买房的人，现在全挣钱了。商铺的价格由每平方米一万元，升值到现在的3万多元。住宅的价钱，也由原先的4800，涨到快两万了，五年不到翻了三番。”

　　一下来这么多浙商集体看房，开发商也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浙江投资资本看好他的楼盘，这简直是营销宣传的“活广告”。这次购房行动，陈俊说确实吸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甚至招来了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海外媒体。

　　陈俊和他的投资团，风光一时，不仅记者采访他，甚至连房展会的老总，担心展会冷清，也专程登门，请他们到房展会上露露面，帮着激活一下人气。

　　“我跟他们提条件，我可以组织浙商去参观，但你得满足我几条。一、我们是以‘浙江投资团’名义去的，可不是炒房团，是代表浙商的整体形象，而不是个人行为。所以，你要给我们做‘浙江投资团’字样的胸牌，让我们挂在胸前，以区别其他人；二、必须选派端庄、漂亮的女引导员，举着牌子，引导我们团入场并绕场三周；三、要在好的位置，给我们准备座位，好让我们听专家和各路房地产商介绍情况。”

　　“乖乖！哪里还绕场三周，我们一进去就被团团围住。这个拉、那个拽，争着让我们看他们的楼盘。有个售楼小姐死缠住我不放，最后我答应她，去看他们的楼盘。她的公司开来了几辆依维克，把我们直接拉到了楼盘现场。”

　　“冤枉呵！浙江商人也好，温州商人也好，他们的投资行为，绝没达到能左右城市房价的地步”

　　尽管陈俊竭力辨白他们不是“炒房团”，但照样有不少人，把“投资团”看成“炒房团”。人们对“浙江投资团”的态度，陈俊感觉是“有恨有爱”。

　　早几年，他曾随一个青年企业家考察团，到了东北某省会城市。一下车，陈俊让接站的人陪他绕市中心转转，想看看此地的商业气氛以及房地产开发情况。

　　一打听，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房价也只有每平方米1800元左右。太便宜了！陈俊暗自吃惊。第二天，在座谈会上，他发言说作为省会城市，目前，消费市场如此疲软，房价如此低廉，可能会阻碍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应大力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和企业家，来此投资置业。

　　“我说，我可以组织一批浙商，来买房、来经商，当地领导马上表示欢迎。我又说，过不了几年，这里的房价可能翻倍上涨，有可能突破五六千一平方米。假如，有些商人把房子作为商品拿来转卖，你们啥态度？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不欢迎，绝对不欢迎！”

　　“看吧，这就是观念差异。在浙商眼里，任何东西只要有市场需求，都可以拿来买卖。经济的活力，就在于商品的流通。没生意可做，当地的经济怎能搞活？”

　　在很多人，尤其是缺钱缺房的人眼里，买房就是为了自住，炒房、囤房的人太可恶，是他们把房价抬起来了。“炒房团是不是房价上升的导火索”，有一次，一家大型网站，以此为题做了一场直播辩论，他们请了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四地的业内人士参加，作为反方代表，陈俊也被邀请参加PK。

　　正方的观点是，炒房团是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是房价快速上涨和波动的主要诱因。由于目前房地产对销售市场的监管有很多漏洞，给游资炒作提供了机会，上海的房价波动证明了这点。房地产与春节火车票一样，应该是购者自用，炒房者就是黄牛票贩。在一个健康的市场，房产黄牛是绝对不可能左右房价的。但是，如果一个地方的房地产市场，没有强硬的缜密的政策法规来控制，允许某些人用银行的贷款炒房，就像允许暴炒春节火车票一样，那将永无宁日。

　　反方的观点是：炒房团不是房价上涨的原因，房价上涨的最终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土地价格成本的攀升因素造成的，炒房团只是外因的一种表现，炒房团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构成原因。

　　“所谓‘炒房’，不过是简单的市场行为，实质是‘投资’。即然你承认房子也是一种商品，就要允许人自由地买卖、流通。没有投资的房地产市场，是不健康的市场；没有流通的市场，只能是死水一潭的市场！”陈俊说。

　　结果，节目一开始，陈俊就成了众矢之的。“大家纷纷把责难的矛头对准我，机关枪似地对我开火。”陈俊说，“冤枉呵！浙江商人也好，温州商人也好，他们的投资行为，绝没达到能左右城市房价的地步，房价一路攀升的原因很复杂，假如把所有的原因归于浙江人，那太冤枉了，我们成了替罪羊。”

　　他抱怨道，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有些人的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说是一两个“炒房团”进入了大上海，就把上海市场搞乱掉了，稀里哗啦，那说明上海实在是太没市场经济的防线了！

　　网上直播辩论时，一些网友也纷纷发跟帖，表达自己的想法：

　　“人无横财不富，炒房子本来就是市场行为，很正常，有嘛大惊小怪的，太落伍了吧。”

　　“关键还在于制度的规范，上海就是政策漏洞太多。”

　　“究竟是谁在房地产上赚了大钱？炒房的不过是跟在后面，捡点渣子吃，容易吗人家。”

　　“滑稽吧，真不想让他们炒，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把房价上涨的责任，往别人身上栽，不恶心吗？不要以为老百姓没有眼光，群众的眼睛是贼亮贼亮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