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

西藏贵族追随达赖喇嘛逃往境外

我就对李佐民说：“这几天拉萨很乱，匆忙决定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文艺节目可能会出现麻烦。”李佐民说：“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看文艺节目是达赖喇嘛亲自定的时间，不好改变，只好这样了。”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我接到代理噶伦柳霞·土登塔巴的电话说，3月10日上午10点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演出，要全体噶伦于9时到罗布林卡集合，研究好达赖喇嘛去的办法后随同达赖喇嘛一起去。因为首席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家没有电话，要我转告索康·旺钦格列。3月10日上午正值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政治学习时间，我就没直接去罗布林卡，而是带着官服先去筹委会主持政治学习，同时等待罗布林卡的电话。想观察一下动静，看有什么情况。不到10点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径直坐车去罗布林卡，在距罗布林卡不远处被石头打伤，立即被送到德吉林卡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医务室进行了包扎。10点钟以后，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西藏地方政府里僧官的衔名，相当于四品官职］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在罗布林卡门口。很明显，达赖喇嘛不可能到军区看演出了，我们也不可能去罗布林卡了，我就从筹委会到了军区。这就是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起因和全过程。

可是当时不了解内幕真相的人，包括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僧俗官员，都听信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谣言。至今在国外藏胞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可见这个谣言误人之深，流传之广。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时候，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观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事实上，当时军区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而且还邀请了噶厦所有的噶伦、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和部分大活佛，以及部分贵族。至于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谣言，说穿了就是为了以此欺骗群众，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民主改革。其实他们当时反对民主改革也是毫无根据的。

1956年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曾做出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时决定。后来，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西藏6年之内不进行民主改革，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6］ 1956年底至1957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应印度政府邀请，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给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信中把中央这一决定通知了达赖喇嘛，并向他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当时达赖喇嘛说，他个人认为六年不改的方针以及周恩来总理讲的许多问题都很好，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他还年轻，不能一个人做主，要同随行官员商量后再回答周总理。

当时，我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也是达赖喇嘛随行官员之一。我们随行的主要官员认真讨论了周总理同达赖喇嘛的谈话后认为，在西藏从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方面，没有任何违背协议的地方。因此，对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见。但是在康区和甘青等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并认真纠正。周总理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不存在西藏搞叛乱的任何理由，因此，1959年在西藏发生的叛乱是毫无道理的。这次叛乱并不是中央政策和中央造成的，而是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自己搞起来的。至于现在拉萨骚乱分子又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这更是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