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特别策划：当官也高危

　　“官场十大高危岗位”调查及背后原因分析

　　近年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群因不断出事而见诸报端。一类是煤矿工人、矿井工人；另一类为落马贪官、问题官员，这两类不同的群体原本没有多少可比性，但人们却冠之以一个同样的词汇——“高危”。

　　当官也高危，是不是个伪命题呢？ 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认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

　　这些岗位可谓“位高权重”，是为人民服务很好的岗位，其成为高风险岗位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官场生态和社会生态？

　　当今中国社会正急剧转型，已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风险性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这种风险性已经实实在在地渗透到了各个阶层、各个人群，包括官员，其中在“涉地”、“涉房”、“涉矿”以及地方党政“一把手”等官员的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官员的高风险，具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突出特征？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何在？我们应如何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使政府部门的要害岗位，不再 “高危”？本期特别策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解答。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高官者说：

　　“我不喜欢‘地王’这个词儿，难道土地价格稍高一点就是‘地王’了吗？”——今年3月，北京市国土局副局长曾赞荣在土地拍卖现场“督战”时说

　　“我也想去高速路上做收费员呢！”——面对收费站管理员月薪过万的现象，江苏省交通厅某副厅长在今年两会上说

　　“把我放在一个地方工作，就等于把一个地方的发展、稳定、和谐交给我。”——今年1月，陕西省吴堡县县委书记王勇在做客新华网时说

　　“2010年向人民群众做出的100项承诺，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有能力，而且一定能办到。”——沈阳市公安局局长许文在沈阳市公安局2010年《百项承诺》新闻发布会上说

　　“现在，社会上的业余组织部长很多，时不时地传出哪个地方、哪个部门要动了，都是小道消息。我们的新闻发布是正牌货，发布的都是权威新闻。”——今年3月，吉林省组织部长黄燕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拜托大家，一定要文明施工，把影响降到最低！”——今年2月，广州市城乡建委主任简文豪在全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工作会议上向到会的50家建筑施工企业三鞠躬

　　“王家岭矿难确有问题。”——今年3月2 8日，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林在事故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投资性的需求要不要抑制？我买房子不是为了我自己住，我是为了投资，这个必须要抑制。”——今年1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回应高房价时说

　　“还是问问别人吧，谢谢，我开会要晚了。可以多问问文艺界的委员，他们比我挣得多。”——一名身为国企老总的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上说

　　“去年岁末，电视剧《蜗居》被热炒起来，间接折射出大都市居民面对高房价的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百态。”——今年1月，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局长谢晓丹在某工作会议上说

　　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风险高”

　　什么是官场高危岗位？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指责任重大或事故高发，最容易被问责的领导岗位；有人认为，是指情况复杂、人事关系盘根错节，最容易 “中暗箭”、 跌跤子的领导岗位。但人民论坛杂志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心中的“高风险岗位”，还是那些最容易在廉洁问题上“出事”的领导岗位。而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建委主任、 市委书记、安监局长、国企老总、房管局长被列为“高危” 岗位的前10名(如图)。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调查6810人的结果显示(其中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网络调查6250人，发放书面问卷调查560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风险高”。

　　“您选择‘官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的依据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61%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缺乏强有力的监督”，39%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的实权较大”，20%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在这个岗位上落马的官员较多”。另外，还有10%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媒体的关注度较高”、9%的受调查者选择“岗位与老百姓的关系更密切”。由此可见，“岗位的实权较大”、“岗位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是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做官风险高”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上述岗位的风险性最高，主要基于三个判断依据：一是从“出事”的可能性看，这些都是“很有油水”的岗位。而油水多的地方人们容易滑倒，一旦滑倒了，站起来也很难。

　　二是从实际情况看，已被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查处、并被媒体广泛曝光的贪腐案件中，这些岗位出现的几率都很高。例如，全国已有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过正副交通厅局长索贿受贿案件，“工程上马，厅长下马”，几乎成了交通基建领域的一句咒语。而从2008年年底开始的对李培英、陈同海等国企高官腐败案的审判，因在犯罪金额巨大上屡创新高，也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还有在重庆的打黑除恶中，暴露出的公安司法机关某些人员与黑恶势力的勾结状态更令人吃惊。

　　三是从自身和周围人群的感受来看，人们对侵犯自身利益的腐败活动最深恶痛绝。被各种腐败成本抬高的房价及屡屡发生的幕后交易，还有导致大量生命被吞噬的矿难事件，最容易引发群众举报和舆论关注，腐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最容易暴露。国土局长、建委主任、房管局长、安监局长等“涉地”、“涉房”、 “涉矿”的领导岗位，竟在前10名中占了近一半，就不奇怪了。

　　问卷调查不是精确统计，而是我们“触摸”社会感觉的一种途径。调查结果和实际情况也许还有距离，但总的来说，还是靠谱的。

　　为什么这些领导岗位会成为高风险岗位？

　　这是问卷调查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些领导岗位都属于公共资源密集的行业或部门，项目密集、资金密集、权力密集。有的握有巨额的财政、信贷资金，有的可以决定重大投资项目和工程花落谁家，有的掌握着高回报行业的准入权。因此，包括私人老板在内的一些市场主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资源优势，便把收买公共权力，作为最主要的经营手段之一。在猛烈的糖弹攻击下，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

　　对一些“出事”的领导干部的调查表明，在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上，都惊人地相似。例如作为行政部门领导的交通厅长，经常同时兼任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或高速公路建设总公司的董事长，作为后两个机构的“法人”，决策可以避开交通厅党组的监督；而后两个临时机构的班子成员，更没有能力制约唯一的政府代表。

　　在现行体制下，公安部门是行政与司法的结合体，权力很多，也非常集中，优势是打击犯罪效率高、力度大，但若主要负责人贪赃枉法，制约监督难度也很大。而有些大型国有企业，如同一个小社会，企业领导人拥有财权、经营权、人事任用权在内的广泛权力，想“捞钱”非常方便。至于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主持一方全面工作，权力更大。特别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家长制的封建文化更容易复活，为什么在个别县市，买官卖官竟发展到半公开化、批量化的地步，卖官者本人还边卖边升，就说明在其管辖范围内，制约监督他的力量很微弱甚至不存在。

　　因此，诱惑巨大，权力集中、制约监督乏力，制度执行不到位，是导致这些领导岗位成为“高风险岗位”的三个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