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后人：600年老窖是我祖业，一直租给你五粮液

　　○五粮液公司：以前签的租约是错的，每年付你租金是国有资产流失

　　○宜宾市政府人士：454号文件是当时的宜宾市政府对私改的纠错，而私改“涉及到生产资料的部分，也就是我说的厂房，酒窖”，是“没有错的，是不能纠的”。

　　半个世纪前，“五粮液”酒种的创造者，“尹长发升”将自家的16口古窖租给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其筚路蓝缕时的助力者；现在，五粮液告诉尹家，这16口古窖归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16口比金窖还珍贵的明代酒窖正成为纷争之地：宜宾酿酒世家传人尹孝功和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都声称他们是古窖的所有人。本报记者曾鸣 四川宜宾报道

　　尹孝功不会忘了鼓楼街32号。就算尹孝功瞎了，她说也走得到宜宾市鼓楼街32号。

　　鼓楼街32号，是昔日“叙府尹长发升大曲烧房”的遗址，内存16口明代古窖，乃我国“现存并一直在使用的最早的地穴式曲酒发酵窖池”。按照“老窖酒香”的酿酒界谚语，这里是全国酒香最浓的地方。

　　鼓楼街32号门口有一副楹联，上联“五十载新醪神酴香飘万家，眼前巍巍雄坊享誉宇内矗伟业”；下联“六百年旧甑老窖规模难具，而今滔滔五粮扬声禹旬成宏功”。

　　这副对联贴在这个势成纷争的古窖门口，上下相映成趣。其中上联讲的就是我国酒业巨头五粮液，而下联讲的是有着近六百年历史的酒坊“长发升”。而围绕着鼓楼街32号里的16口明代古窖，五粮液和长发升正在展开一段纠葛缠绵。

　　尹孝功，是尹氏第19代世孙。作为16口古窖继承人之一的尹，正面临和“祖业”作别的危机。尹家在宜宾酿了近600年的酒后，将要与酿酒业切断最后一缕联系。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五粮液及其前身国营24酒厂501车间的所在地。

　　五粮液一直以租赁的形式使用着这座酒坊以及16口古窖。从1952年到2007年，五粮液与尹家的8份租约，见证着五粮液的腾飞路径。然而，在2009年最后一次租赁期满后，尹孝功等到的不是一纸新约，而是五粮液一份《关于不再签订鼓楼街32号酿酒窖池租赁协议的通知》。

　　通知中，五粮液称“该窖池产权归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理由是“已经于1995年和1996年分别购买了酒窖上方的厂房和尹家自留房”。

　　尹孝功告诉记者，五粮液的后一句确实属实：“酒窖上方的厂房”，是尹家在1958年经租以后归国家所有的，五粮液因此得以从宜宾市房产公司购入；而“尹家自留房”乃1995年鼓楼街拓街时卖给五粮液。

　　但尹孝功表示，五粮液基于这个理由得出的结论是荒谬的。在“五粮液”买下的“酒窖上方的厂房”和“尹家自留房”之间，还有一间18.17平方米的仓库(原本是尹家的卧室)，尹家仍握有这处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证。同时，宜宾市政府曾在1984年发过一个“房发454号文件”，明确表示，“酒窖属于该18.17平方米的房主(尹伯明)所有”。

　　在双方各执一词时，宜宾市政府介入。4月22日，潇湘晨报记者从宜宾市委宣传部获悉，宜宾市政府倾向该酒窖属国有资产，归五粮液所有。那454号文件呢？对于“政府的这个态度不是和1984年文件精神冲突”的疑问，宣传部官员表示，当时“搞错了”。

　　然而，这场纷争，远非“搞错了”三字可以解决。

　　窖泥贵如金

　　2005年，五粮液的老窖泥“以每克远高于黄金的价值”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那16口明代酒窖的珍贵价值，常人难以想象。这也是尹家、五粮液以及宜宾市政府对此事件大为紧张的直接原因。

　　朱漆大门，雕花装饰，两侧楹联，这是4月15日记者目睹鼓楼街32号的样子。这栋建筑的主体建于明代，但这幅古朴门脸其实只是1995年修建的仿明装饰，真正的大门在1995年以及更早之前的几次拓街中一退再退，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

　　在十米开外，记者就闻到浓浓的酒糟味。进入酒坊，酒味更浓。房内光线昏暗，屋檐低矮，虽然酒糟中伴生的虫子将酒坊咬食得千疮百孔，但这里仍保留了明代的木建筑架构，目的在于保持其神秘的微生物环境。

　　记者进入时，一位酒工正在摘酒。他在接酒的坛子上搭一块布，看蒸馏的酒液从冷凝器的管子里出来。尹孝功介绍，流出的酒，头尾都不能要，中间才是好酒。现代化并未改变酒坊全人工的酿酒工序，时间仿佛在此停住脚步。

　　那16口老窖，就静静躺在进门不到五米的地方。其中的5口，可确定为建自明代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比泸州老窖引以为傲的国窖1573(建于万历年间)，至少要早一百多年。

　　而古窖满是灰尘的封口下，是比金窖还珍贵的身价。

　　2005年，五粮液的老窖泥“以每克远高于黄金的价值”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中国五粮液》对此事的记载是：“这是世界酿酒领域中现存最古老的一块泥池酒窖窖泥，自明朝开国之年至今，未曾间断使用，生长着数以亿万计的有益微生物活体，是异常罕见的‘活文物’”。

　　一个故事可以聊作佐证：上世纪90年代，有日本人曾到此参观，走时鞋上沾了些古窖泥。日本人如获至宝，回去后化验其中的微生物，想要复制长发升老窖池的环境生产出自己的“老窖”，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古窖泥里的微生物是厌氧菌，离开了原来的生存环境，这些微生物会长出“芽孢”，处于暂时的应激休眠状态。只有回到原来环境，微生物才会重新生长。

　　酿酒界有谚云：“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个中道理是，窖龄越长，因发酵等作用而沉积的香味物质就越多，酒味就越香。而陈窖，还可以提高对人体有利物质的含量，降低酒精给人体带来的损害。故烤出来的酒都有“陈”的过程，而评判酒质的高下，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窖池“陈”的时间。

　　纵然五粮液在江北拥有十平方公里的酒城，已经相当于一个县城，内有两万多口酒窖，但这座庞大酒企的精髓，就在这几百平方米的酒坊之内。《中国五粮液》称，这里是“奠定了五粮液辉煌史的基础”的地方。

　　这16口明代老窖酿出的酒，80%都作为五粮液陈酿年份酒的基础酒储存起来，成为年份酒与调味酒的源泉。五粮液官网上称自己独有六大优势，其中“六百多年明初古窖”(尹家认为只是接近600年)，说的就是此处。

　　分管五粮液城区车间的副主任何渝曾向媒体提供过一个数字：城区老窖的一级酒率是40%左右，也就是五粮液原度酒。而所有窖池产出五粮液的比率，只有区区5%。

　　蜜月期

　　尹伯明将“长发升”16口酒窖及一千余平米的厂房租给国营二十四酒厂，双方签下第一份租约，为期两年，每月租金35元。长发升成为五粮液筚路蓝缕的发家之地。

　　尹家是宜宾的酿酒世家，“长发升”至今已有近600年历史，而宜宾在清末时亦是全国的酿酒重镇。

　　新中国成立前，宜宾酒业因内战而奄奄一息，全县一共只有长发升、利川永等9家大曲作坊生产。但长发升仍是宜宾首屈一指的大曲酒作坊，当时酒坊的继承人尹伯明是宜宾县酒行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商联会理事，宜宾唯一的一位民国全国商联代表。

　　1950年，宜宾大曲酒酿造工业联营社(以下简称曲联社)成立，尹伯明担任副总经理。1952年“五反”运动后，曲联社解散，五粮液的前身——“宜宾国营二十四酒厂”成立。

　　同年年底，尹伯明将“长发升”16口酒窖及一千余平米的厂房租给国营二十四酒厂，双方签下第一份租约，为期两年，每月租金35元。长发升成为五粮液筚路蓝缕的发家之地。

　　“宜宾国营二十四酒厂”挂在了尹家门口。尹家主动将酒坊西侧的住房交给联营厂用来做办公室，举家搬至原本是酒工居住、条件较差的东侧住房。

　　1953年，尹伯明以民主人士身份任宜宾市委统战部顾问，每月领津贴30元。1955年3月，尹伯明成为宜宾市第一届政协常委、驻会委员。

　　自此，尹家退出酿酒业，再未返身。究其原因，乃是此前长发升一直由尹伯明妻子唐洁英做实质上的管理，而1952年，唐洁英去北京照顾在京工作的大女儿尹岚渊，一直到1957年才回来。因而，去酒坊里玩耍、“扮哥哥酒”就此成为时年12岁尹孝功的记忆。

　　1954年，尹家和酒厂续签租约，租金涨至50元一月；之后1957年，由于尹家腾了一间楼房租给酒厂，月租金又加了5元。

　　1956年1月，宜宾市公私合营开始，尹家并未纳入公私合营改造。1958年9月，私房经租开始，尹家将1149.85平米交由国家，每月得到55元租金中的12元，一直持续到1966年9月。

　　尽管未参与经营，但在五粮液腾飞的道路上，尹家“长发升”的助力却是不可或缺的。姑且不论解放初期“长发升”的16口酒窖是国营二十四酒厂当时最大的生产力，五粮液建厂初期两次得奖，皆离不开尹伯明将珍藏“长发升”陈酿献出来做母酒的帮助——1956年五粮液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名酒座谈会，名列第一；1963年的第二届全国评酒会，第一次参加的五粮液一举夺魁，自此声名大振。

　　“454号”文件

　　“对一九五八年九月改造你在鼓楼街34、36号内的房屋进行了复核，该房面积18.17平方米，属错改房屋，现应予纠正，从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退还产权。”

　　1966年至1976年期间，尹家的命运因十年动乱而风雨飘摇，有关那16口酒窖和一千多平米厂房的所有权也处于混沌未明的状态之中。

　　直到1984年，宜宾市政府一份对私房改造过程中的错误进行纠正的文件，解开了僵局。这份名为“454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为：

　　“对一九五八年九月改造你在鼓楼街34、36号内的房屋进行了复核，该房面积18.17平方米，属错改房屋，现应予纠正，从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退还产权。”

　　该文件下方以钢笔字手写注明的：“酒窖属房主所有，由五粮液酒厂作价收买”。

　　这被尹家认为是古窖归他们所有的最有利证据。

　　但此时，这16口古窖仍以五粮液的生产工具被使用着。而从1966年开始，尹家未再从酒窖和厂房中得到任何收入。

　　在拿回所有权的政府证明文件以后，尹家开始了让这种所有权产生实际体现的努力。

　　1993年1月，古窖何去何从的问题终于摆在五粮液厂长王国春的面前。彼时，五粮液曾有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段纠葛。

　　当时，五粮液经营管理部就此提供三个解决方案：方案一继续与尹家换约续租；方案二类似入股；方案三是一次性买断。

　　尹孝功回忆此事，表示“当时五粮液如果想买，我们一定会同意。价格也不会太高”。

　　但王国春的回复是，“按方案一办理”，同时确定年租金为1637元，“租金按年递增率6%付支”。

　　尹家接受了换约续租的方案，但拒绝了王国春提出的租金数字——他们认为不到两千元的年租金太少了：刨去那18.17平方米的房屋，相当于每口窖池的月租金只有8块5毛钱。

　　在经过半年的协商后，1993年五粮液和尹家签订协议，续约5年至1998年，年租金8890.45元，每年递增3%。

　　协议还商定，“以宜宾市府发(1984)字第454号文件为据”，五粮液一次性付给尹家45774.28元，作为1985年到1992年的租金，“结清历史旧账”。

　　1995年，在鼓楼街一次拓街改造时，五粮液以89万的价格从宜宾市房产公司将尹家租给国家的1149.85平方米的厂房买下，又以13.26万买下尹家253.31平方米的自留房屋。此时，除了那18.17平方米的房屋和16口酒窖，五粮液已将“长发升”的厂房全部购入。

　　1996年2月6日，宜宾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再一次就尹家对18.17平方米房屋和16口古窖的产权做出确认。该公证书表示，“经查，尹伯明/唐青英夫妇在宜宾市鼓楼街34号，36号有房屋18.17平方米和酿酒老窖池十六口……死者生前均未留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之规定，死者尹伯明的遗留房产、酒窖所有权应由其子女尹岚源(孝田)、尹孝其、尹孝功、尹孝根……继承。”

　　分手

　　2009年，五粮液和尹家的合作再一次走到分岔路口，这一次率先提出分手的是五粮液。“我公司决定从2010年起不再与你方签订换约续租协议书”。

　　在1993年五粮液与尹家再签租约后，双方又于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四次换约续租，年租金分别为198000元、217800元、224334元、231064元。

　　经计算，新中国成立后，尹家将“长发升”厂房和古窖租给五粮液的30年间，共获租金260余万元。尹孝功并不觉得这是一笔大数目，如果再签租约，据知情人士称，“鉴于古窖的稀缺和不可复制性，每年一千万也不算多”。

　　2009年，五粮液和尹家的合作再一次走到分岔路口，这一次率先提出分手的是五粮液。

　　2009年10月19日，根据历届换约续租协议的约定，尹家按例致函五粮液，告知协议即将到期。然而等待2个多月后，尹家在12月29日收到的回复竟然是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再签订鼓楼街32号酿酒窖池租赁协议的通知》。

　　通知称：“五粮液已经于1995年和1996年分别购买了酒窖上方的厂房和尹家自留房，所以该窖池产权归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我公司决定从2010年起不再与你方签订换约续租协议书。”

　　这并未完全让尹家意外。尹孝功回忆，早在2007年，续约就已不似往年顺畅。她说，她当年到厂里理论，就被告知“房子是我们的”。在找到时任五粮液股份公司总裁王国春反映后，当年的续租问题勉强得到解决。

　　而到了2009年，尹家所担心的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五粮液告诉尹家，以前签的租约是错的，我们每年要付给你租金，是国有资产流失。

　　尹孝功感到难以理喻：“这就算从常识上来讲也说不过去，从1993年你就开始租，租约换了四份，现在突然告诉我这是国有资产。既然是国有资产，你为什么不在1995年买了厂房以后就停止和我签租呢？”

　　2010年1月10日，尹孝功致函五粮液，告知其《通知》严重侵权，希望在2010年3月底收回。

　　政府决议

　　1.古窖是国有资产，是五粮液的。2.宜宾市将16口古窖判给尹家的454号文件是错误的。

　　争议持续4个月后，宜宾市政府于2010年3月介入。3月15日，宜宾市国资委和国资公司找到尹孝功，让尹提出解决方案。尹表示，首先要确定尹家对16口古窖的所有权，在这个基础上什么都可以谈。

　　事实上，无论是尹家还是五粮液，都没有那16口酒窖的土地使用证。2008年，尹家曾到国土局希望办理16口酒窖的土地产权证，遭到了拒绝。而五粮液公司有的也只是酒窖上房屋的产权证。

　　4月21日上午，宜宾市政府和五粮液进行磋商，市长、副市长、国资委领导皆有出席。22日下午，宜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礼华向潇湘晨报记者介绍了会议的决议情况。

　　决议可以用两句话概括：1.古窖是国有资产，是五粮液的。2.宜宾市将16口古窖判给尹家的454号文件是错误的。

　　刘礼华反复强调的是，五粮液“不仅仅是宜宾的酒厂，它现在是国有企业，也是四川的直属企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肯定是要维护的”。

　　将酒窖判给五粮液，相当于宜宾市政府否决了454号文件的正确性。宜宾市为何如此出尔反尔？刘礼华解释，454号文件是当时的宜宾市政府对私改的纠错，而私改“涉及到生产资料的部分，也就是我说的厂房、酒窖”，是“没有错的，是不能纠的”。

　　刘礼华用一句相当简单的话，给这笔历史旧账做出了概括，私有改造“是国家的大政策”，“如果这个要纠的话，那不止宜宾的五粮液酒窖，还有全国都是一样(要纠正)，这个是不能纠的”。

　　4月20日，尹孝功联系五粮液副总郑晚宾，得知“从4月22日起，3天以内，五粮液会给她一个答复”，但尹家至记者发稿时仍未接到五粮液的电话。鼓楼街32号的那16口明代古窖，仍静静地为五粮液发酵酿酒。而实际使用了这16口古窖半个世纪的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则在政府的斡旋背后，保持缄默。

　　一个酿酒世家的命运悲欢

　　16口古窖势成失去之虞，只是尹家遭遇的一个侧面；比起酿酒世家不能再酿酒，革命世家被打成反革命是尹家更深的一道伤疤。 文、图/本报记者曾鸣 四川宜宾报道

　　昔日的“长发升”现在已成了五粮液的“501车间”。虽然门外竖着一块“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门口又有一道铁栅栏，贴着“生产重地，谢绝参观”，一副门禁森严的模样，但尹孝功要进去，还是易如反掌，就凭那张脸，工人师傅就要恭恭敬敬地把道让开。

　　他们知道，对于五粮液而言，长发升是镇厂之宝；但对于尹孝功而言，这里是人家长大的地方。

　　尹孝功兄妹共7人，尹出生于1940年。据其回忆，解放前尹家的住房和作坊仅一门之隔，她和亲戚的小伙伴经常去里面玩。

　　“里面很宽敞的，有牛栏、猪圈，有磨坊，有天井，还栽了花草之类的。里面还有一个火塘，也是酿酒的，后来没有用了。乡下亲戚朋友送来的鸡都关在里面。我们常常钻进去，把鸡蛋掏出来，把我们家用来酿五粮液的荞麦面，用很细的筛筛出最细的粉，加上糖和鸡蛋，扮哥哥宴(过家家)。大人要走的时候，小孩们都舍不得走，都躲到粮仓、磨坊里面去。”

　　尹孝功告诉记者，明清时代的长发升酒坊地理位置非常好，东邻太史闾，西接县衙，北观东楼，南临小鼓楼，处于宜宾的闹市之中。

　　数百年的时光荏苒，酒坊外的景象已面目全非，只有岷江和金沙江仍在静静交汇，合流成长江奔腾向东。

　　五粮液生母

　　尹家和宜宾的渊源，要追溯到500多年前的明初。明朝时，尹氏先祖尹公做了叙州府(宜宾的前称)的别驾，族人便由云南姚安迁入叙州。别驾是个六品官，又称通判，因此这位尹氏先祖亦被称为尹公通判。

　　尹公通判的四世孙尹伸，是尹家历史上的大人物。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时，尹伸中了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二品大员。尹伸有三个儿子，两个中了武举。其中大儿子叫尹长庚，尹孝功一家就是尹长庚这一支的后裔。现在每年清明，尹家都会驱车两小时去宜宾县观音镇给尹伸扫墓。

　　尹孝功说，尹氏族人世代酿酒，《明史》中就有尹伸好酒宴客的记载。尹家先是家酿自用，后开设“叙府尹长发升大曲烧房”，至明末清初，16口窖池的酿酒作坊格局形成。

　　“叙府尹长发升大曲烧房”创于何年已无法考证，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时，“长发升”明代窖池的窖墙中，曾出土过一批陶瓷碎片。经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鉴定，为宋末明初的陶瓷碎片，同时鉴定出该酒窖为明代初期建造。

　　清末民初，川南酒坊异常兴盛，据《蜀海丛谈》记载，“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素多，糟房到处皆是。私家烤酒者尤众。”在当时，无论是糟坊数量、酒产量还是人均耗酒量，四川都居全国之首。据记载，民国时，宜宾全县共有酒窖144口，作坊14家。

　　五粮液的得名现有两种说法，但都和前清举人杨惠泉有关。其一说1912年，尹家宴请杨惠泉，席间杨对尹家酿造的“杂粮酒”赞不绝口，并取名“五粮液”；另一说1929年，“利川永”酒坊老板邓子钧宴请杨惠泉，杨惠泉同样赞不绝口并取名。

　　“长发升”和“利川永”是宜宾当时最大的两家酒坊，由于只有传说没有物证，“五粮液”的名字来由遂成一段公案，但尹孝功称尹杨两家是世交，坚持五粮液乃尹家首创。

　　而原中共宜宾市委书记舒厚钟曾撰文回忆，“关于五粮液，客观地讲宜宾最老的明朝老窖在尹家，尹家世代经营糟房，搞杂粮酒也是尹家先搞。”

　　虽然已全家脱离酒业达半个世纪，但尹孝功至今仍记得旧时老人酿造五粮液的教诲，岷江水清，金沙江水浊；平常酒坊一般在岷江码头取水，但尹家酿五粮液时却在合江门两江汇合的地方取水。因为“岷江水虽清，但烧汤还是金沙江的水带甜味，好喝”。尹孝功自己的体会是，岷江的水矿物质很多，烧水时水垢较多，而金沙江水垢较少。

　　革命世家

　　尹家不只是酿酒世家，还是革命世家，这可从尹孝功的祖父尹绍州算起。

　　尹绍州生于1883年，25岁时入读京师法政专门学堂政治经济系，1911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返川，于1912年成立“共和党宜宾支部”，任支部长，并创办宜宾第一家报纸《日新报》。

　　1915年，尹绍州因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四处严词申讨，因“持论激烈，是真正的革命党”被宜宾县知事逮捕监禁。

　　1918年，孙中山开展护法运动时，尹绍州参加四川靖国军，任第一纵队军法处长。

　　1925年，国民党(左派)宜宾县党部成立，尹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秘书处工作；次年二月，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之后，尹绍州主编出版《宜宾国民周刊》，创办“五育小学”，同时兼任县男中、女中国文教师。赵一曼便是尹绍州的学生，而尹绍州还是赵一曼的转党介绍人。赵一曼从宜宾去武汉读中央军校时，便是尹家用轿子送走的；及至解放后建赵一曼纪念馆，馆中第一张赵一曼照片也由尹家提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宜宾各界于10月中召开反日群众大会，尹绍州冒雨带队游行，不幸染疾，于当年11月11日去世，享年48岁。

　　尹孝功的父亲尹伯明，出生于1902年。1924年，尹伯明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受教于瞿秋白(时任社会学系主任)、恽代英(时任教育心理学教授)、任弼时(时任俄文教授)等人。1924年，孙中山病逝前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曾取道上海，孙停留时，尹伯明得见一面之缘。

　　1924年5月1日，尹加入共青团，之后的“五卅”运动中，尹伯明成为被捕的49名学生之一，并被迫离校；其后，尹伯明成为上海总工会宣传科副科长，与当时任总务科长的刘少奇共同工作。

　　一个半月后，尹伯明回到宜宾进行地下工作，担任共青团宜宾特支首任书记，并于1925年冬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宜宾特支组织委员。尹孝功回忆，他父亲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左派，“长发升”的老板，叙联中学、中山中学的教师。此后，尹伯明一直为中共宜宾地下党组织筹集经费。

　　解放前夕，尹伯明筹划起义，多次与国民党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及肖烈联系，并向伪专员彭焕章提出宜宾临时治安协会章则，并出任宜宾临时治安协会委员，“为宜宾和平解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平反昭雪

　　1966年，“文革”开始。影响尹家的第一个节目是破四旧。尹家被抄家。

　　“很多商标、资料、家谱、牌匾都被弄到学校去，一把火烧掉了。”其中包括尹家那块从明代流传下来的“叙府尹长发升大曲烧房”鎏金招牌。

　　“学校是旧房子改的，进门就是一个大天井，天井下雨的时候水不通。学生把牌匾放在天井上，人从上面过，”尹孝功回忆，“当时‘文革’的口号是要‘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所以所有的人都去踏上一只脚，我也去踏上一只脚。”

　　接下来尹伯明遭批斗，被打成三号人物——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分别是宜宾市市委书记和宜宾市市长。由于尹伯明年轻时在上海总工会做过宣传科副科长，尹伯明被要求交代“和刘少奇是什么关系”。

　　“我父亲说，没有关系。后来又说，正常的革命关系。”

　　之后，尹伯明以政协委员的干部身份，被下放至宜宾附近的黄角山“5·7干校”改造，彼时尹伯明已69岁，被扣上“叛徒”、“特务”、“刘少奇同伙”三顶帽子。

　　尹伯明在黄角山5·7干校负责烧开水和放牛。尹孝功回忆，牛跑掉，尹伯明满山去找，是常有的事。“又出汗又着凉，身体又不好心里又着急，就得肺炎，发高烧，都不敢请假，病得不能走了，才去医院。”

　　谈到父亲的遭遇，尹孝功开始啜泣，她回忆父亲临死前连医院的门都进不去，“医院不收，后来我去找我祖父的学生，他们都是医院很权威的医生，他们三个联名协保，我父亲才住进医院，就死在医院里面了。”彼时是1971年，尹孝功的弟弟尹孝根去开条火化，写的是“原市政协尹伯明确系病故，准予火化”。

　　9年后，尹伯明得以平反昭雪，宜宾市为尹召开的追悼会，市委书记、副市长、统战部长、组织部长、政协领导皆有出席，肯定了尹伯明在五卅运动中的贡献、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宜宾解放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