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被第二”，受到“老大”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猜忌与联手围堵

　　中国正在加速崛起，老的挑战发生新变化，新的挑战层出不穷，均需以新思路与大战略提纲挈领、统筹应对，寻求开创大国崛起新路径与新境界。

　　对中国国际定位的中外认知“落差”。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外界日益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大国”、“世界强国”，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对此，应明确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身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适度充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承担“大国责任”量力而行、权责对等，防止被外界“忽悠”与“误导”。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如何两全。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其中一个方面，外界更一再“误读”中国对外战略取向。对此，应妥善兼顾二者，使之浑然一体，加以辩证运用与创新发展。

　　应对核心价值缺位。虽然中国软实力增强、发展模式影响力上升、国际话语权扩大，但仍处弱势，不时受到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与话语霸权的打压，中国特色价值观(“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等)吸引力仍然有限。对此，应尽快形成短小精悍与对外适用的“中国价值体系”表述，坚持“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不断增强软实力，与西方展开平等对话与交流。

　　“不干涉内政”原则与维护拓展国家利益的兼顾。中国的国家利益日益向外拓展，“走出去”加速，海外利益迅速扩大，但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能力仍然有限。对此，应适当适时调整充实“不干涉内政”原则，明确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外延，以“维护国家利益、增进共同利益”等名义对外开展工作。

　　大国“聚焦”中国崛起，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被第二”，受到“老大”与其他大国的战略猜忌与联手围堵。大国战略竞争向“高边疆”与“新边疆”(太空、海洋、极地、网络等)拓展，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增大。对此，应保持低调，广结善缘，均衡发展与各大国的关系，尽量少成为“焦点”，妥善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新态势，强调竞争与合作并行不悖。

　　周边乱局持久化对中国构成冲击与战略牵制。周边多个国家持续动荡，大国在中国周边的地缘角逐加剧，“热点”与“难点”积聚发酵，中国周边安全与和平稳定面临长期严峻挑战，中国崛起恐将长期受制于周边乱局，存在着“龙困浅滩”的风险。对此，应加快完善“大周边”战略，切实以周边为对外工作的“首要”，加大投入与介入，强化危机管理，确保地缘战略利益与沿边和平稳定。

　　参与全球治理与维护国家主权的两难。全球性挑战迅速上升，全球治理成为世界潮流，中国的主权面临多边合作与国际机制的侵蚀渗透，传统的“绝对主权”似乎行不通。对此，应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能否以“相对主权”与“合作性主权”取代“绝对主权”与“对抗性主权”，稳妥参与全球治理，有效维护与实现国家“核心”主权和独立自主。

　　国防现代化频遭外部阻力。一方面，国际安全新形势需要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加强海、空、天与网络力量建设。但另一方面，中国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极易引发外界疑虑与“反弹”、“反制”，乃至诱发或陷入军备竞赛。对此，应务实、扎实、稳妥地推进军事现代化，切实提升军事威慑力与实战力，自主适度增加军事透明度，扩大军事外交，增加军事互信。

　　地缘战略重心及海洋战略重点难以把握。中国在西线内陆与东线沿海两大“战略方向”均面临严峻挑战，“陆权”与“海权”需要有效兼顾。同时，海洋方向在近海与远海均存在威胁，需要厘清主次轻重。对此，应在坚持“东西兼顾”与“陆海并重”大原则的同时，既要经营好西线与内陆方向这一“战略大后方”，又要对东线与海洋方向加大投入，尽快弥补与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在开拓海洋方面，宜采取“远近结合”、“远虚近实”、“远交近和”策略，远海以“务虚”(维护通道安全、军舰护航与打击海盗等)为主，近海以“务实”(捍卫海洋国土、维护领土完整、资源开发等)为主。

　　国际经济竞争加剧与资源能源“瓶颈”。面对这一轮金融危机，主要大国纷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新能源、绿色、低碳、环保、网络等投入，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争夺新兴产业标准。国际经济结构失衡面临“再平衡”，中国出口与人民币汇率备受挤压，对华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上升，中国对外能源资源依存度居高难下。对此，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开发新能源，稳步减少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对外依存度。

　　实现国家真正统一与反分裂斗争任重道远。台湾问题面临“事实台独”与“法理台独”的挑战，藏区与新疆和谐稳定面临长期考验。对此，应趁势稳步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创新与充实“一个中国”原则，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保持“高压”，对藏区与新疆加大投入、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有效遏制所谓“西藏问题”与“新疆问题”“被国际化”。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