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官员与文人二位一体的身份。

　　◎我特别希望读出官员笔下的民情、民意、民心、民怨。

　　◎有了亲情意识、平民意识、责任意识，官员散文就有了根。

　　◎作家型官员是令人信服的，是热爱生活的，也是具有亲和力的。

　　◎官员散文对官场的透视与揭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散文的一个种类，官员散文是一个有待被开发的表现领域。

　　散文骨子里也有火

　　阎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古代为官、为诗者多亦哉！但徐火勃说：“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真的是，好诗多出于稗官者流，绝少“官高”之人。诗圣、诗仙、诗鬼如屈原与司马迁、李白、杜甫与李商隐官都不大。也许有人说屈原官居三闾大夫，出入楚王左右，有权掌管三姓的贵族，不算小官。但《离骚》赋于被贬之后！司马迁只是个太史令，历史学专家，算多大的官？厚重的古典文学名著哪一部是高官写的？

　　什么原因呢？徐火勃又说：“今之为官者讳言诗，盖言诗每不利于官也。”翻译成现代语，就是：当领导的不谈文艺，少管文艺，更不要搞文艺创作。为什么？徐氏讳言。我想，无非“诗可以怨”，诗多愁苦之声，即现代常说的“触及时事”、“干预生活”、“搞文艺容易犯错误”等等。原来，“为官”、“为诗”两相左。

　　首先得明确，今之“官员写作”并非“干部写作”。我以为官员写作主要指具有施政能力的、官做得比较大的那部分写作者，也许就是厅局级以上的人。在古人，“为官”、“为诗”两相左，于今人，“政声、文采两风流”，我们在研讨会上常常这么说，常常说过头了。他们的政声如何，要直接接受政府和民意的检验；他们文采、风骨又如何，这可不是我们上下级或朋友间说了算数的。

　　新时期以来，大家都有兴趣玩文学，写诗写散文的官员与离退休老干部练书法的差不了多少。在职官员写作成为雅兴，所以王蒙说：“想当官的作家，不如想当作家的官。”有些作家当了官，有的官想当作家，“官高”者真还出了一些东西，但“高”不过正部，而“诗好”却极少高官。还有一种现象，厅局级里时而写出绝妙好诗、挚情散文，但是“高”至副部，再高，笔下就打哆嗦了，他们的写作时而又在官、民之间徘徊。

　　我曾将章太炎针对韩愈古文的宣教性所说的话，引来向艺术质量较高的几位“官高”者进言：“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还劝说道：“愿君高且险，着意赋离骚。”就我个人目力所及，部分基层官员的作品尚可新人耳目，不乏动人的警示，但相当部分的官员写作有个通病：报喜不报忧，官样文章，首长腔、富贵气、“新华体”。“新华体”适于新闻报导，作为散文文体就不够味了。

　　官样文章，对低层民众人性的呼唤既惴惴不安又安之若素，不大考虑官、民在文学的尊严上的同等地位，颇多欢愉之词，居安而不思危。欢愉的背后是游走于挣扎的悲苦，又岂知“愁苦之词易好”、“欢愉之词难工”(韩愈)——散文好玩，散文又不那么好玩。

　　我个人最不愿看官员写的国外游记，今天飞纽约，明天过巴黎，周游世界，重复一些人云亦云的观感，表示自己越洋过海见过大世面。这些不关痛痒的作品拿哪都能发表，可是于世道人心又有何干？

　　我特别希望读出官员笔下的民情、民意、民心、民怨，希望解读作者自己如何情系民众，如何廉政，如何拒绝腐败，如何痛恶不作为而让治下的平民百姓真正放心。

　　散文并非一味的软绵绵，散文骨子里也有火。

　　对官员散文的一点看法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对官员散文或者说是官场散文，我是有一点看法的。

　　官员作家在我国历史上非常多，古代做了举人做了进士就是要做官，所以那些人有文化，都能写散文，比如唐宋八大家几乎都是官员。所以关于官员写作者并不稀奇，但是呢，官员写文学作品，无论是写散文还是写诗，并不能改变它们的品质。

　　这些年的散文确实说是解放了，各式各样的散文多起来了，各种风格的散文作家也多起来了，但是这几年的散文创作又出现了几种形式，虚浮的东西多起来了。有一些官员，他们有很强的亲情意识、平民意识，还有对我们国家的责任意识，有了几种意识以后，我觉得他们的散文就有根了，不像有些人的散文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却看不到作家本人的东西，看不到作家主题上的东西，或者说看上去他这个人比较轻飘飘的，就像天空中的风筝一样，看上去很美丽，但是很虚幻。

　　我觉得写散文的官员们，因为不在文学圈子之内，在写散文的时候没有负担，是有感而发，往往思考了好久才写出一篇散文来，不像有一些作家，几年要写多少篇，几年要写几本书，他们没有这种压力，所以他们在某些方面就达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过去文学界讲的兴观群怨，在一些官员写的散文里面都能找到，他们有生活的经历，有人生的阅历，他们把自己的见闻，上升到一种高度，上升到一种思想的层面上来，这样就能写出一些很好的文章来。

　　我们现在写散文的人很多。有些人读书很多，纵横历史古迹，但是阅读的时候，我觉得它离我很远，不能够沟通和我之间的联系。还有一些人没读多少书，也没多少思想，没多少情感，写文章就是空对空。某些官员写出国游历的文章差不多全是走马观花，到这感慨一通，到那感慨一通，很轻易地结合我们国内的情况写一些东西。那就不行，是很表面的，是很直观的东西，我觉得那些文字离散文更远一些。

　　是官员，也是作家

　　王剑冰(《散文选刊》主编)

　　我首先不反对领导干部写散文，在古代几乎所有的散文大家都是出自于各种官员，文学成了检验官员才能的一项标准。现今的官员文化水平越来越高，那么他们写点散文，有点文学素养，是不多余的。时代其实也向各种官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全面掌握和了解各种知识和技能，以便领导和应对各种工作和新生事物。在当今领导层能够写出好的散文的人物并不少见，如：军队中的中将朱增泉，《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辽宁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充闾等。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工作搞得很好，另一方面在散文写作上又颇有建树，成为当代著名的散文家。

　　一个人的才能总是显现在多方面的，只要他具备这种能力，他就不可能被埋没，他也不可能压抑自己的某种才华。一个事业成功的领导者，把他的业余时间只是用在了文学爱好上，而排斥于其它的无可必要的应酬和娱乐，那么这样的领导者是让人信服的，他的生活让人感到充实而富有情趣。而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值得赞赏的。

　　事业的成功者大凡有两种人：一种是出自于逆境，不甘心，苦挣扎，苦奋斗。这种成功伴随着一路荆棘，一路坎坷；一种是出于顺境，但不安于现状，不耽于舒适。这种成功仍然伴随着心血与汗水。虽说两种都很难，但恐怕后一种比前一种更难。行政领导大都属于事业的成功者，如果单指文学，这些热爱文学的领导者应该属于后一种。他们正处在事业有成的阶段，属于那种帆船顺风的时境。

　　在中国行政这块土地上，能培植出来一些官员型的作家，或者说作家型的官员，是让我们高兴的，我们觉得是在那里有了一个朋友、一个伙伴、一个可以说话谈心的人。

　　一个长期工作在行政或企业的领导者，如果还有一份这样的闲情雅致，能够写出令人认可，又被津津乐道的文学作品，说明这个领导既懂领导艺术，又有文学才气。这样的领导往往更会热爱生活、善待部下、乐于思考、勇于探索，也更具有亲和力。

　　官员散文的意义与误区

　　王兆胜(评论家)

　　文学与政治，与官场，与重大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过分强调后者对文学的作用是不对的，但忽略甚至回避其存在和作用也不恰当，它必然导致文学的虚弱无力，使文学患上软骨病，近年的文学现状就很能说明问题。作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作为与广大读者密切相关的文体，散文绝不能脱离时代、社会和政治，更不能背离民众和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从这一方面看，官员散文对官场的透视与揭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官场是个独特的世界，它以权力为中心，以复杂的关系、人性和人格为半径画圆，如果不是身在其中很难理解其内在奥秘。从这一方面说，非官员散文不要说较少写到官场，就是写到了，也多是蜻蜓点水，难得要领，不易中的，而官员散文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向读者展示了官场的经纬与魔力。

　　尽管有的官员已经成为优秀的散文作家，但总的说来，官员散文问题多多，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比如说他们的不少作品停留于原生态，过于沉重直白，缺乏锤炼提升，也缺乏空灵和韵致，文学性较差，这是当下官员散文存在的普遍问题。官员散文的第二个局限是，公共话语往往代替了个人话语，于是往往流于世俗浅见，难有远见卓识。现代意识的薄弱是当下中国官员散文的第三个缺憾。所谓现代意识，简言之即是指具有自由、民主、平等、科学、仁慈与博爱等思想意识。这包括对权力的正确认识，尤其批判权力的异化力量；也包括清除官本位思想，真正树立民本思想；还包括批判与反省的精神，尤其不能忽略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当然更包括对人对一草一木的悲悯情怀。如果站在这一角度反观当下中国的官员散文，就容易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是正义的化身，是合理与秩序的卫士，而不是相反。从此意义上说，官员散文应该有它的优势：感应时代汹涌澎湃的潮汐，代表底层的民声民意，思想深刻，境界高远。这是我对未来中国官员散文的美好希望。

　　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

　　王聚敏(《散文百家》副主编)

　　我对当今机关干部特别是党政官员写的所谓“散文”，是一向心存戒备和成见的。因为根据我多年的编辑经验，这样的文字要么流于少情寡趣、无文无采的“老干部文体”，要么则陷入一种“叙大事、抒大情、宣大理”式的“大散文”文本。为什么？说刻薄了是因为这些人写文章大部分有两种目的：一是出于附庸，一是出于点缀，而少有会通文心，并真诚为之者。

　　俞平伯先生认为，中国的历代官僚写文章，向来都是二元的，即他们一方面写一种文章去“应世”，另方面又写一种文章去“自己玩”。现代官员的散文写作仍然存在着这种“二元分裂”。原因之一是这些人有一种“身份顾忌”，认为自己是官，官要有官样，不愿或不敢坦诚自己心灵的深层；二是文学表达能力低下。所以这些人的文章与有血有肉的自己，与真实可感的日常生活是分离的。

　　一篇散文艺术水准的高低，不但取决于它情感含量的多少，更取决于情感质量的高低。有识无情固然不好，但有情无识的情感同样不是高质量的情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从情感的角度分析过中国古代散文的优劣长短，认为它最明显的缺憾是“大感情”(尊君、明道、修齐治平)过分充盈，“小感情”(个体生命体验)又相对萎缩，即基本上是一种“我们”的感情。但显然，一个散文家如果反过来仅仅把兴趣局囿于一己私密体验上，或把视野单单圈定于“厨房、产房、婚房”三房中，那么他的散文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继文学“向内转”之后，目前评论家又在呼唤文学的“向外转”。

　　总之我认为，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无论作为一种个人言说的权利，还是作为散文的一个种类，官员散文都是一个有待被开发的表现领域，更有待引起评论家们的研究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