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然而看望和问候老人主要是感情和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可以用制度形式规定，但规定感情和道德上的义务，显然是立法的错位。且不说这种义务的履行很难确认，即便能确认，如何约束又是个问题。如果“法律规定”徒具倡导意义，也就失去了法律概念的应有之义。

　　专家称，子女若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法院要立案审理。笔者对此很是疑惑：如果法院立案审理，是裁决子女必须经常回家看看，还是判决子女因不孝的过错向老人支付补偿金呢？怎么判都不合乎逻辑。“回家看望”是情感概念，“情感”不可能通过法律强制来实现难不成会让子女这样看望老人：爹、妈，本月共回家看望几次，我们依法履行了法院裁决的义务，你们别再到法院告我们了……这岂不是笑话？支付未尽孝道的赔偿金倒是可以操作，但这种赔偿又与立法本义中的“常回家看看”不在同一概念范畴上，与情感毫无关联。法律就是法律，情感人伦就是情感人伦，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就不该硬拧在一起。

　　立法的草案阶段，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探讨，但是某些简单的逻辑问题是否有讨论的必要，值得怀疑。“法律”的最基本内涵，是具有约束性的行为规则。这里的关键词，一是“约束”，一是“规则”，缺少其一便不再具有法律价值。而法律内涵中的“约束”要素又是区别于“道德”概念的标志；所谓“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说的就是这个原则：法律不能干预道德范畴的事物，也不可因道德标准而废法。而“常回家看看”这种事情，不但明显不在法律调整与约束的范畴内，而且既不宜量化，也无法具体操作，一旦写入法律条文，成为“规定”，注定难逃立法无效的命运，最终是法律公信的毁损。

　　立法无效或无效立法，不但是立法资源的浪费，而且会给司法实践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令人无所适从。比如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诚”的规定，就很令人迷惑：“忠诚”，很大程度上属于心理活动范畴、情愿色彩浓重的思维活动，如何约束得了？约束而来的“忠诚”，又何来“忠”可言？因此这一条一直备受争议。如今，又要规定“常回家看看”，叫人怀疑：我们是不是陷入立法迷信、法律万能的误区？“迷信立法，莫若无法”如果所有问题都要通过立法解决，也就无所谓有法无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