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在四行仓库作为敢死队长，血战沙场；他，曾经在日本战俘营作为苦力，死里逃生；他，曾经在“文革”时期作为“黑五类”，受尽折磨；他，作为一代抗战老兵，至今生活贫困……

　　是否该为老兵当年紧握钢枪的手，换上一束康乃馨？

　　突然出现的壮士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七十多年后，杨养正一直被视为“八百壮士”的最后一位。

　　杨养正病逝前的12天，2010年12月4日，一位90岁的老人悄然来到建川博物馆。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他抢过讲解员的话锋：“我当时就是守四行的。”接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时与日军肉搏的细节：“我抓起一把手枪，腰杆上别4颗手榴弹，带了40多个人冲了出去。有个鬼子兵端着刺刀长枪朝我刺来，我头一偏，刺刀在左额头上挑开一道血口子，我甩枪把他给撂翻……”

　　老人浓重的四川口音，让73年前那场著名战斗，重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老人自称杨根奎，90岁，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闻讯赶来的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为证实老人的身份，故意将谢晋元遇刺的地点说成在操场上，老人马上纠正：“不是在操场上。”

　　“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他找到谢晋元的雕像，摘下手套，脱帽，立正，敬礼：“团长，部下杨根奎，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抗战(战斗)结束，退入英租界。我给您敬礼了。”在蒋中正的雕像前，老人深深鞠躬之后，肃然立正：“蒋委员长，部下杨根奎给您敬礼了……”随后，他又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雕像依次敬礼。

　　在“中国老兵手印广场”，老人留下了右手的手印。他说，他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峥嵘岁月》，简直不敢相信真有纪念正面战场抗战的博物馆，于是让侄儿带他来这里。他掏出一个小木盒，推开盖子，里面是三枚铜质证章：“抗战胜利章”(编号6716)，“中训团军真蓉荣誉章军官证No.191”和一枚上有“24中队3909”字样的证章。“我要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把这三枚证章捐赠给建川博物馆。”杨根奎说。

　　杨根奎，这位“最后之后”的“八百壮士”，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八百壮士”

　　1921年3月，杨根奎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白果场(现白果镇)红庙村的一户三代铁匠的贫苦家庭。1936年农历正月三十在什邡参军。入伍前，名叫“杨耀辉”，入伍后改名“杨根奎”。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部队奉命开赴上海，部署于苏州河沿岸。10月26日，谢晋元副团长率领524团第一营接管四行仓库，掩护部队撤退。此时，杨根奎已升任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他清楚记得当年谢晋元的讲话：“我们坚守四行仓库，死守四行仓库，是牵制日军，掩护撤退，四行是我们的坟墓！”

　　将近800人的加强营，经淞沪会战的消耗，减员严重。杨根奎说，那时保卫四行仓库的总人数为397人。为迷惑日军，中国军队用“524团”代替“第一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

　　谢晋元将一连部署在四行仓库右翼，三连在左翼，二连在中央负责外围守备。杨根奎所在的二连三个排摆成三角形，打退敌人从左中右三个方向的疯狂进攻。此时，为后人熟知的“最后的八百壮士”杨养正，当时叫杨得馀，任524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他正带着一个排，约30人，守在四行仓库旁一幢三层高的砖瓦房中。

　　突围敢死队

　　四行仓库临近公共租界，日军不敢用海军炮火攻击，也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使用芥子毒气。于是，日军调来骑兵冲锋。杨根奎指挥机枪集中火力先打马。落马的骑兵步履蹒跚，成了捷克式机枪的活靶子。

　　日军的进攻非常猛烈。杨根奎回忆：“我们排的一个机枪手，被日军机枪击中，是连续中弹，整个人都被打穿了。正面的枪眼很小，背后却穿出碗口个洞，瞬间就倒地了。”

　　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也表示同意并保证中国守军撤退。10月31日午夜至11月1日凌晨，谢晋元带领376人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杨根奎的二连一排40人，作为突围敢死队，每人一支手枪，四颗手榴弹。按照预先部署，部队用重机枪掩护杨根奎的敢死队。敢死队占据有利地形后，再掩护其他人撤退。英国人的重机枪也开了火。在这次战斗中，约有10人负伤，杨根奎左额头上被日军刺刀挑开一道口子，左手腕骨折。而杨养正被弹片夺去了左眼。凌晨2时，所有守军均完成撤退。

　　壮士沦为战俘

　　此时，松井石根反悔了，威胁英国方面，如果让谢晋元部离开，就要入侵租界。于是，谢晋元部被英军没收武器并限制自由，沦为“国际俘虏”，送至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

　　此时，蒋中正晋升了所有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杨根奎也被晋升为上尉连长。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三年后，1941年4月24日凌晨5点，谢晋元被刺杀身亡。“八百壮士”无限悲痛，决定铸造谢团长纪念像章。杨根奎说：“这枚谢晋元纪念章，孤军营每人一枚。后来它就是我们‘八百壮士’的身份证明。”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八百壮士”沦为日军的俘虏。他们分别被遣送至杭州、孝陵卫及光华门(南京)做苦役。杨根奎和杨养正都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一个月后又被送往芜湖裕溪口抬煤炭。杨根奎说：“那里既有国民军也有新四军，还有一些老百姓。”

　　裕溪口煤矿的俘虏生活非常艰苦。在那里，吃不饱、穿不暖、劳动强度高，战俘病了就埋在煤堆里烧死。杨根奎所在的战俘第二中队的中队长，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长，他告诉杨根奎，附近不远就有新四军活动。杨根奎决定策划一个越狱方案：战俘们以削尖的竹竿作为武器，兵分三路，相互掩护，偷袭日本人的据点，抢夺武器，集体突围。但越狱前一天，日军突然将战俘集中起来，周围架起机枪。杨根奎被单独抓到炮楼上吊了起来。

　　越狱越狱再越狱

　　“几十个日本宪兵轮番打我耳光，脸肿得像馒头，鼻血长流，还有刺刀逼着，骂我大大的坏。”杨根奎说，宪兵队长单独审讯，问我为什么要逃跑？我想，大不了一死，也就毫无顾忌地声讨战俘营的非人生活。宪兵队长听了勃然大怒，却把火发到煤矿经理田中身上。之后，战俘们的日子略微改善，我休养几天后，又开始劳动。

　　第二次越狱发生在半个多月之后。发起此次越狱的是524团的机枪连连长雷雄。收工返回战俘营的途中，经过一段没有铁丝网封闭的铁路时，突然有人喊“快跑”。杨根奎将他前面的满洲兵打晕，夺了三八步枪撒腿就跑。但他发现枪里居然没有子弹。后面有炮楼上的机枪扫射，逃跑的人相继倒下。杨根奎扔掉枪，趴下躲避子弹。等到枪声停止，已没了再逃的机会，只得回到了战俘营。

　　晚上点名，日军认为他上次被打得半死，这次估计没有胆量再跑，也就没有追究。这次成功逃脱的人中，就有杨养正。杨养正得到附近新四军的救助，辗转回到重庆。

　　不久，杨根奎等被送到南京浦口煤矿，管他们的工头正是在524团当过传令兵的谢友杰，他在淞沪会战初就离开部队回了家，他答应帮助杨根奎逃出去。一天，南京遭到盟军和中国空军的联合轰炸，炸坏了长江上两艘渡船中的一艘。为了抢运煤炭，日军要战俘通宵加班。天全黑了的时候，谢友杰来找到杨根奎，说：“给你们准备好了。”这次准备逃跑的四人是：杨根奎、第二连连长邓英、第二排排长曾国良和其他部队的一名勤务兵张铁久。四人藏在谢友杰两口子睡觉的大床下面。大床下面挖了坑，周围的床单垂下。

　　谢晋元纪念章的荣耀

　　日军发现少了人，便四下搜查。待到日军走远，四人便爬了出来，吃过香喷喷的蛋炒饭，谢友杰发给每个人好几百元汪精卫伪政府的“储备票”，给杨根奎一个战俘工头专用的袖章，让他们出去后到浦口坐火车前往石泉县，找游击司令部。

　　四个人越过铁丝网，一路跑到浦口火车站。因为杨根奎会一点简单的日语，邓英便安排杨根奎去买了车票。检票上车都没有发生意外，车行至石泉县，上来个汪精卫的和平军盘查。和平军问杨根奎为什么带着战俘工头的袖标却要去石泉县。杨根奎谎称姑妈嫁到这里，他去投亲的。临走时，这个和平军士兵还提醒杨根奎“附近有新四军活动，注意安全”。

　　逃出沦陷区之后，杨根奎四人但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拿出“谢晋元纪念章”到沿途的部队、各级政府亮明“八百壮士”的身份，就一定会受到盛情款待和慷慨资助。

　　1945年8月10日，投奔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第十战区的杨根奎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次日，第十战区政治部给杨根奎签发了差假证(相当于通行证)，每人一套新军服和几百元路费，资助他们回重庆。行至河南南阳，杨根奎遇到原川军29军副军长、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孙震。孙震告诉杨根奎，不用去重庆了，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的。杨根奎想，抗战都结束了，还是回家吧。他给家里写了封信，寄了张照片。当初一同逃出战俘营的另三人则留在孙震处效力。胡宗南得知杨根奎是当年的“八百壮士”，便亲自给他签发差假证，还发了路费5万元。杨根奎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匹布，算是衣锦还乡了。

　　噩梦般的日子

　　杨根奎回到四川金堂白果场的家里，不久就订婚了。昔日的打铁营生已经难以度日，他到了成都，被录取入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之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任命他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四川新繁上任。此时已是1949年12月。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无奈之下，杨根奎又回到了白果场的家里，随即听说124军起义了。

　　家乡金堂县白果场，杨根奎用旧名字“杨耀辉”过起了昔日的铁匠生活。同村人只知道他当过国民党兵，无人知晓他的军官身份、“八百壮士”的身份。尽管如此，在“四清运动”中，他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杨根奎将珍藏多年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高板区派出所，欲证明自己虽是国军编制，却是抗战军人，从未打过内战。但此举却给他招来更大的祸患，纪念章被当场没收，人被当即关押，赶了二十多里路到派出所送饭的大儿子也被拒之门外。

　　“文革”中，杨根奎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杨根奎回忆起“文革”那段和裕溪口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说：“当时最恼火(痛苦)的是，(造反派)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一无所有”

　　在“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把国民党的伪军官杨耀辉抓出来”的口号声中，杨根奎明白，仅仅暴露了国民党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223师少将副师长”，哪怕是连长排长，他也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位隐藏着昔日英勇故事和英雄身份的壮士，默默忍受着一次又一次非人的折磨。

　　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发生了。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杨根奎身着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面对“罪证”，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幸运的是，他只在当地使用的名字“杨耀辉”，在国军档案中始终没能查到记录，加之多年磨难让杨根奎过早地苍老，最终让他躲过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在那段苦难而漫长的岁月中，“杨根奎”三个字，曾经成为这位“杨耀辉”最恐惧的噩梦。这让人想起南京日本投降仪式上曾担任警卫营长的赵振英，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自己也觉得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不敢提及、羞于提及。

　　待到那场全民族的噩梦逐渐醒来后，家人和邻居才渐渐从杨根奎的口中听到“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些昔日无比陌生的故事。杨根奎如今不必再隐姓埋名，可以自豪地讲述他的抗战故事了。但当被问及这些年来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时，回答竟是“一无所有”。

　　“我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啊！”

　　九十高龄的杨根奎，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退休金。老人有8个子女，目前和小儿子一起居住。全家有六七亩地，以种地和外出打工为生。2005年，杨根奎看到杨养正被评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报道。杨养正获得的认同，让杨根奎欣慰。他尝试着找到金堂县相关部门，但他得到的答复是：“那你只有去台湾找国民党给你落实政策。”讲到这些，老人颤抖的声音中，有一丝无奈、一丝酸楚：“我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啊！”

　　在讲述他的经历的时候，老人的假牙不时松落，他边扶正边满怀歉意地告诉我们：“这个假牙是六七年前在成都配的，不好用了，舍不得配，一直没买新的。”“还有我这眼睛，右眼已经几乎看不见东西了，这是守四行仓库时被日军使用的催泪弹熏的，老了又有白内障。”如今，杨根奎最大的心愿，是能找回当年被没收的那枚“谢晋元纪念章”。

　　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引用父亲当年形容二战老兵们心境的话说：“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老兵在慢慢凋零，一代抗战老兵的荣光，永不凋零。该为老兵当年紧握钢枪的手，换上一束康乃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