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此前多家机构预测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有所回落，但年初各地“两会”传出的地方政府“十二五”经济增长目标，则让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为中国经济可能过热担忧。

　　一些专家认为，地方政府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速，将导致出现过热苗头，物价上涨压力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可能影响国家将在“十二五”期间大力推进的结构转型。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日前建议，为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应在适当时机“踩刹车”。

　　目标

　　地方“两会”经济增长热情高涨

　　站在“十二五”的起点，2011年初各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无疑在于部署这五年的经济规划。《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收集的部分公开资料来看，许多地区的“十二五”经济增长目标都定得很高，类似“翻一番”这样的字眼频繁出现。

　　光是在省级规划之中，就有许多地方制定的“十二五”的经济增长目标达到两位数。

　　比如重庆市提出：到2015年，地区G D P年均增长保持在12 .5%左右，在2010年基础上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8000美元，农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5%。

　　安徽省提出：力争到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G D P破2万亿元，主要指标增速位居中部前列。

　　广西也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的目标，力争“十二五”期末实现翻一番。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说，“十二五”时期是广西加快推进“富民强桂”新跨越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

　　黑龙江省提出：到201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0年翻一番，使“十二五”成为该省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时期。

　　地级、县级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更是宏大。如昆明提出的“十二五”目标是：人均G D P比2000年翻两番，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以上；珠海提出的是：“十二五”期间G D P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超过两万美元。

　　另外，“十二五”期间，广东省江门市的目标是：生产总值年平均增幅15%，这一速度高于全省8%的目标，也高于去年江门14 .3%的增速；深圳市坪山新区则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年增长率超过30%的计划。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还是有部分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调低了自身“十二五”G D P增长目标的。比如说深圳市计划的G D P年均增速将从“十一五”的13.5%降到“十二五”的10%，石家庄市的增速将从13.1%降到12%，天津滨海新区的增速将从22.5%降到17%以上。

　　隐忧

　　经济学家担心经济过热

　　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高热情，已经引发了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过热的担心。

　　如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日前就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谈到中国经济2011年究竟是什么样的速度，核心还应该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现在关于速度问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可能会出现下行，我最担心的还是偏快和过热的风险。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保持平稳，实现全面小康等各项经济指标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现在来看，各个省都准备在这个五年里大干一场，有的省甚至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标。特别今年到明年，各级政府又要换届，这些都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过快。

　　“如果经济增长过快，那么一方面物价稳不住，第二个结构调整又泡汤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千方百计想办法踩刹车，让经济保持适当的速度，主要防止过快过热。”姚景源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8%至9%之间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好的。如果说总结一点经验的话，2009年中国经济保持在8%多一点就够了，没必要干到9 .2%。如果真的8%多的话，也就不需要投放那么多的货币，也就不会在2010年推高物价了。中国人现在觉得经济只增长8%是不行的，其实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都是奇迹了。我觉得我们要确立一个思想，中国经济比较好的增长速度是9%左右，不宜太高。”

　　国 家 发 改 委 宏 观 院 某 研 究 员 也 表 示 ， 与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出现大幅下滑相比，他更担忧“十二五”期间地方政府启动新一轮的比赛，造成新一轮的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拉动经济过快增长。

　　他说：“我的基本认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需形式已经发生变化，所以全要素生产贡献短期内很难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是下行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把经济增长速度拉起来，很有可能后果就是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而且持续化。中国现在的通胀问题不是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造成的，主要是流动性的因素，再加上短期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供给紧张。如果经济增长过快，就会造成总需求拉动的通胀，到那时中国所面临的物价形式可能跟现在会不一样。”

　　该研究员还表示，今年是中国成立后经济增长第三个30年的开头之年，是关键的一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30年，用计划经济推进了工业化；第二个30年实行了改革开放；而第三个30年是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作为开头的一年，路径选择非常关键。

　　“我希望这个头能开的很好，我们不仅能够维持住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结构调整也能取得积极进展，通胀也能得到有效控制。”他说。

　　献策

　　专家为经济转型开组合药方

　　说起来，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地方之间形成的积极良性的竞争关系分不开。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对记者表示，具有中国特色的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正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宏观调控手段，不能调整利率，在财政收支上不能安排赤字，不能安排地方债，所以地方政府要发展当地经济，改善当地民生就必然需要较高的G D P。”

　　然而，这种高增长的规划并不适合“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大环境。国家发改委投资所研究员王元京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如果地方G D P预期增速太高的话，可以看出其增长方式还是没改变。而如果增长方式不改变，还是利用规模换效益，用增长速度替代技术进步的话，那么这种发展方式还是依赖传统发展路径。”

　　如何改变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过高热情呢？王元京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

　　外在方面，主要是要强化市场约束。他说，过去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没有放开，像电、煤、油、地等资源一直保持政府垄断价格，企业没有外在压力，竞争力就不充分。现在需要政府来推动价格体制改革，通过市场机制把价格传导下去，倒逼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不能再只是粗放式的拼规模、拼土地、拼资源，而要珍惜生产要素，更多的在技术进步和自主知识产权上下功夫。给过去在这些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增加一些外在的压力，以迫使它们完善各种责任制，包括强化环保责任，使企业感觉到必须要转型。

　　内在方面，要推进地方的结构调整，关掉落后产能企业，强化准入门槛、产业门槛、环保门槛、安全门槛，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包括优胜劣汰、整合、并购、重组，生成内在的技术进步发展动力，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型。

　　地方政府本身也需要对考核指标进行转型，不在只是单单考核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强调民生，强调和谐发展。换而言之，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评价要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蔡志洲也建议要让地方政府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观念，把社会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起来。同时要鼓励各种创新，包括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他说：“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但是反过来，中国人是有智慧的，把技术做好了就有可能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另外，蔡志洲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有助于中国经济更顺利的实现转型。他说，社会主义民主强调在立法过程中间，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要多倾听大家意见，这就会兼顾多方的利益。而只有法制建设取得成效，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才有了坚实的推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