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办报刊的同时，革命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印书馆，如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国学社等，印刷革命书报。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大同书局也竞出新书。由革命派编撰和翻译出版的革命书籍，不下百数十种。它和革命报刊一样，不胫而走，畅销国内外，在传播革命舆论，激发民族革命思想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宣传革命的读物中，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醒，组织和壮大革命派的队伍，推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作用最为显著。1903年5月出版的《革命军》，在短短的一二年内，各地翻印达二十余版，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像一颗精神炸弹，其惊世骇俗，震聋启聩的威力，是无法估量的。《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革命军》与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革命志士必读的教科书。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缩小了保皇派的市场，扩大了革命阵营，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众多革命小团体的出现以至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

　　2．革命团体的相继建立

　　随着民主革命队伍的壮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1904年前后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同盟会成立前的众多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中，除孙中山在国外较早创建的兴中会外，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和浙江的光复会，而华兴会的创建者黄兴又是当时最有威望的革命领导者之一。

　　黄兴出生于地主家庭，190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两湖书院。1902年春，声势显赫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把这个“高才生”选派去日本留学。1902年11月，黄兴在东京与好友杨守仁共同创办以译文为主的《游学译编》，传播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3年春，黄兴回国，6月回到故乡长沙，借在明德学堂教书为掩护，鼓吹民族思想，暗中策划革命。

　　1903年11月11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约陈天华、秦毓鎏、章士钊等十多人，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则声称集股筹组“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很快就发展到五六百人，会员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和在国内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了扩大势力，黄兴积极与军界和会党联络，筹备长沙起义。由于缺乏经验，长沙起义计划泄露，10月26日黄兴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大批华兴会骨干纷纷走避东京，为同盟会的成立直接提供了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条件。

　　华兴会对湖北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教仁在华兴会成立后，回到武昌参与科学补习所的组建工作。1904年5月，湖北革命志士张难先和前来武汉避难并一起加入新军的原华兴会会员胡瑛，联络军界同道，与学界反清革命的吕大森等12人，在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开会，商议组织革命团体，并推定吕大森起草章程，决定团体名称为科学补习所，会员要“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

　　1904年7月3日，武汉军、学两界30余人集会，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吕大森任所长，胡瑛任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7月，黄兴由上海到武汉，科学补习所开会欢迎，黄兴告以华兴会准备在11月16日起义，所员都表示赞同，约定湖南发难，湖北响应。长沙起义失败后，10月20日，清政府军警搜捕科学补习所，由于事先得到黄兴的紧急通知，军警一无所获，但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从此被迫停止。

　　科学补习所是湖北最早的重要革命团体，它的活动的重点一开始就放在新军方面，并作为经验保留下来，形成20世纪初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一个传统。对于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是革命事业的一个好的发端，为后来的辛亥武昌新军首义成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两湖地区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创建革命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时，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人也积极联络会党，策划革命活动，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

　　早在1900年，杭州求是书院爱国师生曾组织过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浙会”，不久改称“浙学会”。1901年，“浙学会”大部分会员或东渡日本，或去上海，相继投身于东京留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及爱国社等组织的爱国革命活动。1903年10月和11月，“浙学会”部分成员在东京两次集会，密议如何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回国策动武装起义。

　　1904年初，“浙学会”会员陶成章和军国民教育会成员魏兰回国，着手分头联络会党。同年10月，陶成章来到上海，与先期来这里组建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龚宝铨密商，决定根据东京浙学会原议，组建革命团体。当时，章炳麟已在狱中，只有蔡元培声望最高，准备推为首领，以利号召。随后，先由龚宝铨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1904年10月，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任会长。蔡元培提出邀陶成章参加。尚在狱中的章太炎通过蔡元培，参与了光复会的筹建，并加入了该会。在陶成章的影响下，绍兴商学两界革命志士和各属会党头目纷纷加盟入会。1905年初，徐锡麟到上海见蔡元培，也加入光复会。秋瑾先加入同盟会，从日本回国后经徐锡麟介绍入会。光复会在浙江迅速扩张了自己的势力。

　　除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几个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外，1904年前后国内各地还陆续成立了其他一些爱国团体和革命小团体，如上海的旅沪福建学生会、对俄同志会、上海青年学社，安徽陈独秀等人组织的励志学社，广东有朱执信等组建的群智社，等等。1904年前后国内革命团体的大量涌现，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

　　3．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

　　革命小团体的涌现，尽管数量众多，却难以采取足以推翻清王朝的大规模集中统一行动，形势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最孚众望的革命领袖出面，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将革命运动有力地推向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由于首倡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国内外革命青年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共同领袖，成为足以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明显加强，使孙中山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孙中山流亡海外，心向祖国，密切注视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不断探索着革命前进的道路。孙中山不仅为建立统一革命组织扫除了思想障碍，准备了明确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联系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总结出了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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