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2011年2月9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浙江义乌及来自绍兴、台州、东阳、浦江等周边县市的数千企业汇聚义乌人力资源市场举牌招工。
新华网广州2月18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王攀)今年春节过后,我国华南地区“用工荒”的声音再度出现;与往年不同的是,中西部地区这次也加入了“农民工抢夺战”。
作为人口及劳动力大国,为何年年出现 “用工荒”?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近日深入珠三角等地调查发现,所谓的“用工荒”与企业用工特点密切相关。
用工时间差导致的“用工荒”
记者采访发现,每年的“用工荒”一般在春节前一星期出现一波高潮,春节长假后两三天出现另一波高潮,元宵节后逐步归于平静。农民工潮汐式迁徙、企业招工与农民工返城之间的“时间差”,恐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张宝颖认为,“用工荒”称为“节后荒”更为准确。制造业企业春节后都缺员工,广州节后招工需求15万人左右,但一个月内慢慢会补充上,恢复常态,日常实际招工需求维持在3万人左右。
许多在生产一线就业的农民工向记者表示,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一年一度春运,好不容易回到家乡,渴望享受难得的亲情乡情和闲暇时光,节后不再像过去那样急于返城求职,许多人过了元宵节才出门。而企业急于开工,遵循“三六九往外走”的民谚,春节长假一过即展开招工,自然会扑空。
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在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担任销售经理的胡小燕说,以她所在的企业为例,尽管春节假期刚结束时全厂区冷冷清清,但元宵节过后工人基本都会返回岗位就业,“年年都是如此,企业早已经习惯了。集团春节前就会储备一批产品,应付春节后的销售。这已经成为惯例了。”
然而,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新的“时间差”因素出现了,这也是今年引发所谓东西部地区“农民工争夺战”的重要原因。
在劳动部门工作了近20年的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科科长黄炜说,在广东南海,过去的支柱产业是五金、印染、陶瓷、建材、纺织等,而新一轮产业投资重点已转移到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而在安徽一些县市,近年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服装、玩具、机械加工和电子加工,用工需求加大,两地的用工需求出现了“错位竞争”。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说,内地同沿海的“农民工抢夺战”,有利于加快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兴产业跟传统产业“抢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抢人”,有利于产业优化,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用工荒”凶猛 力促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透视用工荒:长三角企业上门招工首遭婉拒长三角遇严重用工荒 南京上万岗位招工不足一成廉价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用工荒节后继续上演新华时评:用工荒暴露农民工难融城市的残酷现实
用工歧视导致的“用工荒”
尽管一些企业高喊“用工荒”“招工难”,但是记者走入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厂区,走入当地的商场食肆,那里的工人、服务人员往往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你也许会纳闷:年纪大点儿的人干啥去了?
如此使用劳动力的现象很普遍:一些城市的街头,一个十字路口4条人行横道,站着8个交通协管员。
这些原为解决“4050”人员就业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如今大量被高中以上学历的青壮年挤占。在广州的中高档住宅小区,每栋楼楼道口24小时三班倒地站着一个青年保安,人力资源投入可谓过于充分。
专家认为,所谓的“用工荒”,严格来说应该叫“青壮年员工荒”,实际上是用工“歧视”造成的。谌新民说,不少企业的劳动力消费模式,是招收二十岁左右的单身青年男女,让他们吃住在集体宿舍,一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两天。一些企业出于管理等考虑,专门招女工,年龄、性别甚至地域歧视十分明显,严重限制了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空间,加剧了所谓的“用工荒”。
广汽本田有限公司总务部部长赖博轶说:“我们许多工人就在生产线上一直干到退休。可一些企业非要18岁到25岁,招工能不难吗?”
用工不经济导致的“用工荒”
记者调查发现,与上述的用工歧视相比,不少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用工过程中“精打细算”,造成了农民工就业“大进大出”的现象,也是导致“用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东省劳动部门统计,珠三角企业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离职。
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莫颖文说,不少企业之所以喊“用工荒”,与企业普遍遭遇的招工成功率、流失率“双高”有很大关系。“现在企业是常年有缺口、随时在招工。同一个就业岗位,一年招工两次甚至三次,这也使得用工需求被两三倍地放大。”
企业为何难以留住员工?一些企业向记者反映,这与当前全球市场态势变化有关。目前,纺织、服装、玩具、日用电子消费品等行业的订单越来越小、越来越急。面对这一状况,企业不愿承担过多养人的成本和风险,往往采用“接到订单才招工,招不到工就拒单,订单完成就炒人”的临时性用工模式,于是企业工人每年大进大出,订单一来四处“抢人”,高喊“用工荒”。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用工成本,一方面拒绝与员工签订长期合同,坚持“一年一签”甚至不签合同;另一方面大喊“用工荒”“招工难”。这样一来,缺乏保障和归属感的农民工就很容易跳槽,导致了流动率大增。
黄炜指出,企业“精打细算”的用工方式,从社会用工来说是“不经济”的,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片面追求利润增长,而忽视就业稳定这一社会效益的倾向。
谌新民认为,很多产业特性就是就业不稳定。有订单就招工,没订单就炒人,遭遇金融危机就让农民工返乡,这种以就业不稳定性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在成熟社会是不可接受的。
专家指出,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能带来多少GDP增长和财政收入,还应考虑能带来多少高质量、稳定的就业岗位;同时,还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加强企业员工社会保障、专业技能培训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