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在我国已探明的矿产储量中，共生伴生矿床的比重占80%以上，可是，只有2%的矿山综合利用率在70%以上，75%的矿产综合利用率不到2.5%，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矿山都只是为了开发极少数矿石，将更多的矿产资源破坏和废弃了。

　　有媒体曾报道，在广西环江，绝大多数矿山都没有石排场和尾矿库，大量废石和尾矿就堆放在山上，这不仅占用了本可以利用的耕地，还容易在暴雨来临时形成泥石流，最可怕的是，尾矿中的有害成分在伴随雨水逐渐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危害在时刻发生着。

　　另一个“定时炸弹”是裸露堆放的矿渣。

　　在云南个旧，冶炼厂、电镀厂非常密集，矿石在这里经过加工就可以身价倍增，同时，大量的矿渣被生产出来，废弃在矿山和矿厂附近。

　　据了解，在云南个旧老厂矿田竹叶山矿段，十几万吨砷渣已经裸露堆放在旷野里几十年，为了阻挡砷渣对农田的污染，农民们在砷渣周围堆砌了“土坝”，但是，砷还是通过雨水进入了地下水系统，据检测，该矿段附近的农作物含砷量超标100多倍。

　　而砷渣还只是重金属污染“五毒”之一，其他的还有汞、镉、铅、铬等重金属废渣。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产生铬渣600多万吨，其中仅有200多万吨得到处置，“五渣”总数更是难以计算。

　　另一个污染的来源则是化工企业排放的污水。

　　除此之外，农户们过度使用化肥也能使土壤重金属含量急速攀高。

　　救赎

　　在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邓家塘乡，绿油油的草长满了整个农田，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青色的水稻。在这块已经被重金属严重污染、无法农耕的土地上，被称作“土壤清洁工”的蜈蚣草却生长得郁郁葱葱。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介绍说，蜈蚣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这片土地就可以“恢复健康”，在郴州已经有修复完工的土地恢复了耕作。

　　现在，蜈蚣草已经在湖南郴州、云南个旧、广西环江扎下了根，尤其是在广西环江，蜈蚣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亩～2000亩，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砷污染农田修复项目。

　　蜈蚣草的“同盟战友”还有东南景天，这是在广东种植的专门修复镉中毒农田的植物，现在东南景天在全国也有上百亩的试验基地。

　　在西北，300多亩盐碱土地上种植了被称作“吸毒解毒高手”的竹柳，它不仅耐寒、耐旱、耐涝、抗盐碱，还可以吸收城市污水，消除氮磷钾，分解土壤中的重金属成分。

　　陈同斌介绍说，植物修复法更接近自然生态，从经济投入、修复周期和避免二次污染等多方面考虑都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但是，植物修复法的进行却并不顺利，以云南个旧为例，目前治理修复面积还不到100亩，而污染面积却在20万亩以上。

　　杯水车薪。

　　虽然植物修复法已经非常“实惠”，修复一吨污染土的成本已经低于200元，但是修复面积的庞大使总投入数额惊人。陈同斌举例说，广西环江受污染土地达万亩，如果要全部修复，总投资至少需要几千万到1亿元，这对当地财政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在广西河池市，蜈蚣草就与桑叶或甘蔗、苎麻等经济作物间作，使污染土地修复的同时，农民也有较好的经济收入。

　　但陈同斌仍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修复地区都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兼顾，土壤修复还是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补贴，否则，修复规模就很难扩大。

　　另外，种苗繁育也并不容易。目前发现的超富集植物一般都是野生植物，其种苗繁育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实现大规模种苗就更加困难，所以现今使用的是先大棚育种再移植到修复区的办法，这无疑会增加成本和操作难度。

　　而且，类似蜈蚣草的砷超富集植物多集中在我国淮河以南，而在淮河以北则很少发现，这使植物修复法的影响范围大大受限。

　　对于当地村民来说，最为痛苦的则是三至五年的修复周期过于漫长，他们守在不能耕作的试验田旁，除了等待，他们毫无办法。

　　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很多污染地区都等不及采用植物修复法，而选择了“客土法”。

　　“客土法”也称作物理修复法，简而言之就是将被污染土壤深埋到水稻根系不能达到的25厘米以下，用这种方法修复一亩污染土地就要花费上百万元，而且污染土壤仍然存在，甚至会继续扩大。但是，因为修复方法简单，花费时间少，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被广泛应用。

　　求解

　　“只有掐紧了准入、统一了管理、明确了监督，才能够合理开采矿产资源，将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遏制住。”罗仲伟的观点也得到了陈同斌的认可，“矿产不合理开采是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重要的原因，管住了开矿，就管住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大问题。”

　　罗仲伟认为，我国矿业管理立法相对薄弱，多方插手、政出多门是导致权利、责任归属不清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矿业管理体制。在管理方面，我国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权益分配。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资源的关注点不同，利益取舍不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上都会有偏差和扭曲。

　　罗仲伟认为，应该取消地方政府的矿业审批权，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参股矿业企业，建立矿业开采的利益协调机制。

　　另外，在矿业监督上，罗仲伟建议，成立专门的政府主管部门对矿业实行监督迫在眉睫。

　　“虽然矿业管理涉及到诸多部门和多方利益，调整和改革面临困境，但是，生命的代价也迫使所有相关方都不得不变，国家政策和专项治理也在不断加强，破解僵局并非难事。”罗仲伟表示乐观。

　　在前不久公布的2010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成果中，截至9月30日，共排查重金属排放企业11510家，取缔关闭584家，在14个省(区、市)确定了148个重金属重点监管区域，19个省(区、市)确定了1149家重点监管企业，其整治力度和监管效应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由环保部牵头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编制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公布时间指日可待。由国家设立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也已经筹集完毕，增加财政投入将为“无力的救赎”直接输血。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个圈住了土地、圈住了生命、圈住了全人类的土壤僵局能够寻求到真正的破解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