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协议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一五四煤矿70%股权转让拍卖成交价款为800万元。因河南畜牧欠华夏置业300万元到期债务,双方同意对该债务予以抵消,余款500万元已按约定支付完毕。”
“华夏置业原来也是朱鸿宾导演的一五四煤矿‘一女二嫁’骗局的受害者。朱鸿宾被捕后,一些人为了替朱开脱罪责,通过拍卖,将800万元中300万元直接抵偿了华夏置业的‘债务’,剩余的500万元则还给了应华清,为犯罪团伙买单……”源自河南畜牧内部的一份举报材料如此断言。
“这个钱还给我了,500万。是郜俊生代表朱鸿宾通过银行卡转给我的。”2011年2月10日,应华清告诉记者,郜俊生试图通过还清他的485万元“本金及利息”,了却其与朱之间的恩怨,但自己坚持追究朱的刑事责任,“不可能撤诉”。
朱鸿宾被捕后,河南省畜牧局安排河南畜牧副总经理郜俊生“主持工作”。《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两座煤矿的易主和应华清、陈庆行、华夏置业的“善后工作”皆由其主持。
2009年8月19日,河南省政府推进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工作。8月22日,河南省畜牧局公布该局所属企业《脱钩改制工作实施方案》,郜俊生、河南畜牧副总经理窦立红均为该局脱钩改制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
河南畜牧的一些职工将郜、窦跻身改制决策层的这种安排,解读为“便于捂盖子”。“朱鸿宾被捕后,一些支持和包庇朱鸿宾的领导人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企图通过改制让河南畜牧彻底死掉,给他们以前的共同犯罪作个了结。”郭玉祥说。
据济源市法院判决书披露,2007年9月6日,朱鸿宾为掩盖其挪用河南畜牧公款犯罪,与郜俊生、窦立红、河南畜牧财务部经理兼出纳刘红瑾密商对策,郜起草了虚假的借款会议纪要及借款协议,并将开会、借款时间全部提前。2009年1月7日,郑州市惠济区检察院介入此案,三人又与朱鸿宾订立攻守同盟,应对检察机关的侦查……
两大阵营各自为政
如今的河南畜牧已经分化为成两大阵营。一方由郭玉祥统领,一方以郜俊生为首。
朱鸿宾的被捕是这一格局的分水岭,而河南畜牧原掌门人苏章群的“复出”则是上述情节的前奏。
苏章群此前一直赋闲——2002年6月21日,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为由将其拘捕,后以涉嫌贪污移至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公诉。郑州市金水区法院、郑州市中院经审理,均判苏章群无罪。2003年12月26日,苏获得自由,后多次向河南省畜牧局相关领导提出恢复工作的要求,但始终未果。
苏章群入狱不久,朱鸿宾出任河南畜牧总经理。
“我再不出手,河南畜牧就彻底完了!”2011年2月11日,苏章群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此解释其“复出”。这位“军转干部”称,自己将一五四煤矿和顺利煤矿视同己出。二矿前身均为军队企业,1999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军转地”政策,经自己争取,二矿划转至河南畜牧旗下,此后,一直为承包经营。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苏章群与朱鸿宾结怨已久,苏一直怀疑当年“被人陷害”与朱有关,遂于出狱后暗中调查“朱的违法行为”,并多次向河南省纪检、检察机关举报。其间,还指控河南省畜牧局局长谢振生、副局长杨文明等人充当朱鸿宾、郜俊生的“保护伞”。
2009年7月13日,两大阵营对彼此的容忍或许都到了极限,一场冲突突然爆发。
是日,苏章群以河南畜牧早在1993年已按照“政、企分开”原则成为独立法人,并以河南畜牧“豫牧总字(1993)第17号”《关于成立河南畜牧董事会的决定》文件为依凭,称其本人为河南畜牧董事会合法选举的董事长,要求郜俊生移交河南畜牧公章等手续。遭到拒绝后,苏更换了河南畜牧公司的门锁,并强行接管了公章、营业执照等。
7月14日,被苏章群接管的河南畜牧向公司各部、室和下属企业发布《关于免去郜俊生河南省畜牧业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决定》。
7月17日,河南省畜牧局发表声明,称上述公章作废,并于7月23日重新刻制了“河南畜牧”的公章。河南畜牧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公司公章“从注册刻制至今一直沿用,现公章管理严格,使用合法。如有人私自刻制和运用,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此后,河南畜牧拥有“两个团队”、“两套公章”,彼此互不承认,各自为政,成为河南国企群体中的一大奇观。
这一切,都发生在上述两座煤矿易主的前夜。
“双方当时争夺公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两大煤矿的控制权。”知情人士说。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2009年8月、9月,一五四煤矿的拍卖、顺利煤矿的交割均由郜俊生出面操作,所用公章为重新刻制,与原河南畜牧公章有着明显区别。而苏章群则就此向河南省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到处反映问题,至今未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09年8月19日,河南省政府决定对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进行脱钩改制,明确了此类企业“政、企分开”的基本原则和“资产移交”、“重组整合”、“改制退出”、“关闭破产”的改革路径,河南畜牧等企业名列其中。
“目前省直机关还直接管理着100多户企业,涉及资产100多亿元,在职职工1万多人。这种状况不仅落后于全省国企改革的整体进度,甚至在全国也不多见,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效能的发挥和企业的发展壮大,到了不得不改、非改不可的地步。”2009年8月20日,河南省常务副省长李克公开表示。
一场关乎企业生死的抉择日益临近。这,就是迷局的舞台背景?
“大厦”已倾
河南畜牧的商业大厦已经轰然倒下。
这家成立于1985年的国企在2001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拥有资产数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控股、参股、合作企业达20余家”。彼时,河南媒体如此报道。
河南畜牧旗下的河南新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郑州明都大酒店、河南省绿士达有限公司、河南北方鸵鸟有限公司、郑州亚细亚旅游艺术品公司、郑州新源化工研究所、郑州生物研究所、郑州柯化精细化工研究所等诸多企业如今均已倒闭,化为过眼云烟。
“很多企业都死于内耗。”原郑州明都大酒店餐饮部经理何军晟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明都”是河南畜牧2000年底以承包经营方式建设的四星级酒店,总投资4000万元。开业一年,河南畜牧高层生变,至苏章群出狱时,“明都”已是“资不抵债”。2004年6月17日,郜俊生代表河南畜牧与出租方签订合同,终止了尚有十余年承包期的协议。
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河南省绿士达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刘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这家甲鱼养殖公司2001年时年产5万斤,纯利润100多万元。受累于河南畜牧的内斗,无人管理的“绿士达”很快也于2003年间关门倒闭。
2011年2月11日,《中国经济周刊》向河南省畜牧局提出采访要求,该局办公室主任王全周表示联系相关人士后即作答复。但截至记者发稿,该局无任何消息。
冬日的阳光下,一五四煤矿如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呈现于公众视野的是一场对峙:在煤矿资源整合中接手的郑煤集团因其问题复杂不愿入驻;现任承包人王文礼要求巨额赔偿才肯退出;华夏置业至今未能开采;部分员工指责主管部门领导渎职,仍在奔走呼告……
“这场争锋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单个企业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微观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整个国企改革方向,即产权制度改革是否正确的宏观问题。”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郑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剖析。
杨郑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国企乱象的“症结所在”。目前,承担国企管理层选拔和监督约束职能的政府官员并非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他们拥有国企的最终控制权却没有收益权,既不能享有决策带来的收益,也不用为决策造成的恶果承担责任。国企管理层也存在同样问题,因为他们与政府官员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置“国企所有者虚置问题”于不顾,关注国有资产的流失与经营者的操守,无异于“因小失大”。
“产权制度改革是国企引入承担资产损失责任主体的最有效途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放生曾如此建言,“借助产权改革,让外资、民资、管理层等各类资本参与到国企管理和发展中来,将国企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构造出相互制衡的多元投资主体。只有投资到位、权利到位,责任才能到位。”
产权制度不改,悲剧或许重来。河南畜牧的问题是,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