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护照入境验证处

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

上世纪80年代的过桥者

　　广交会正常运转，但每逢召开，罗湖桥头便会有专职的边检人员负责带着外国人朗读语录。

　　对于生活在罗湖桥那头的人来说，通关的障碍还远不止此。飞机头、高跟鞋甚至喇叭裤都会被边检站的工作人员视为“帝国主义”的标志。香港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抓住香港客，如果他的裤子比较窄，找一个玻璃瓶丢进去，要是不能掉下来，就可以认定不是好人。”

　　红卫兵小将们会赶在火车驶离罗湖边境前，将毛主席画像挂满车厢，在车头贴上“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而香港境内的工人则不得不每天将火车重新洗刷一遍，再于次日返回内地。如此往复，火车“一车两面”，桥头桥尾各有一番模样。

　　桥上也曾发生过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小事。

　　1971年4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金发碧眼的斯廷霍文第一个走上罗湖桥，接着，一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用了18分钟全部走上罗湖桥。桥的北端，迎接他们的是一副写有“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红色标语。

　　4天后，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面对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对于中美关系的提问，周恩来说：“现在，门打开了。”加重语气，他又重复了一遍：“现在，门打开了！”

　　1978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第二年的罗湖桥上，便出现了几位特别的过桥者。

　　一个叫刘天的港商坐着2元钱一次的载客自行车过了桥，在一片黄泥地中找到了深圳市的临时办事处。因为没有找到宾馆，当晚刘天睡在了一间办公室的长桌子上。而在白天，他刚刚谈成了建立深圳第一家合资酒店的大生意。

　　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给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投资建厂的意愿。当时香港的汽车还不能开过来，李文富把百事可乐的样品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骑过罗湖桥来谈判。凭此业绩，他成为这家公司当年从全世界14个销售区15000多名候选人中评选出的两位杰出员工之一，公司总裁专程从美国赶到香港为他颁奖。后来，李文富被称为用单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桥的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罗湖口岸出现了一个“走学童”群体。他们清晨身着样式各异的香港校服到香港上学，下午5点再准时返回深圳的家。20年间，这个群体的数量从500多人变成了5000多人。

　　去年年底，罗湖桥上有了另一个新鲜的群体。他们同样早早便过桥赴港，通常拎回大大的购物口袋，塞满的却不是以往赴港游客热衷的奢侈品和化妆品，而是1.1港元一包的天然海盐、30港元一大瓶的家庭装飘柔洗发水，甚至28港元36包装的得宝纸巾。当然，通常还会有一桶大大的有机酱油。人们为这些誓与内地飞涨的物价对抗到底的深圳市民们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赴港打酱油的。

　　门 缝

　　罗湖桥曾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李四光等人均由这里入境。在钱学森离美归国后一年，另一位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郭永怀也踏上了罗湖桥。在美国，他素以不问政治而闻名。

　　“连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可见人心所向。”胡适曾这样评价郭的归国。

　　钱学森特意将一封信留在罗湖桥头。信中写道：“我们本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常被边检站的战士们聊起的还有“蛙王”戚烈云过桥的传奇经历。这位泳坛奇才曾7次提出回国申请而被港英当局拒绝。1954年的一个深夜，他乔装打扮成一个穿着花衬衫、肩挎画夹子的画家，趁桥头驻守的港英警察不备，跑过了罗湖桥。后来，他为中国体育带来了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

　　由于罗湖桥所处的特殊位置，彭德怀、贺龙、聂荣臻、林彪等人曾先后到桥头视察。

　　74岁的李梓惠老人是当年边检站的首批战士之一。时至今日，他仍能清晰地记得，留着小胡子的贺龙到哪里都会拄着一个小棍，聂荣臻则衣着朴素，从来不佩戴军章。

　　当时静卧在深圳河上的罗湖桥，显得寒酸。桥上的人行过道只是搭在铁轨旁的两块长条木板，查验棚是用沥青和木头搭建起来的，甚至连边检站的新兵起初都不得不借住在桥头的“天后宫”祠堂里，用稻草做床。

　　贺龙视察查验棚时，特意询问李梓惠，“这个是谁搞的？”17岁的李梓惠回答说是“解放后我们自己搞的”。贺龙当即笑着对他说：“小鬼你不知道呀，这肯定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我们党不会搞这么矮的。”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在当时仅有几平方米大的罗湖口岸木板房办公室里，专门设置了一部电话机，可以直通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办公室。

　　在时任宝安县外事办副主任刘杰的记忆里，从1952年开始，罗湖桥便成为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镇。仅他参与接待的重要人物，就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啥尔德、印度副总统普拉沙德、英国工党影子内阁首相艾德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等人。

　　当时的安保工作十分严密。这些重要人物大多不是步行过桥，而是靠铁路的公务车推到深圳，再专车拉到广州。事前还会安排压道车，即先有一个火车头拉几节空车厢跑在前面，以试探沿途是否被放置了炸弹。

　　探 路

　　改革开放前罗湖桥就出过名。《跟踪追击》、《羊城暗哨》、《秘密图纸》这几部六七十年代的反特电影中，特务们最爱在这里出没。

　　实际上，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罗湖桥曾见证了最早的一次“改革开放”。

　　1951年边境封锁后，宝安县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特设了7个由木桥搭建的“耕作口”，宝安的农民可以凭耕作证到新界耕作，早出晚归。由于港英政府不承认集体用地，那片土地的产权从一开始便流转到了农民个人手中。

　　在当地，这7座搭在罗湖桥附近的木桥被老百姓称为“小罗湖桥”。从那时起，深圳河沿岸的赤尾村、罗芳村、沙头角村等几个村子的村民过上了白天在资本主义地盘干活，晚上回来过社会主义生活的日子。

　　根据宝安县宣传部原副部长廖红雷的回忆，白天农民们过境时，会偷偷在牛耳朵里塞上几个鸡蛋，到香港卖钱。中午在那边的农民家里看电视，到晚上吃饱香港的面包再回来。

　　60年代初，广东省一位副省长到黄贝岭村视察，发现耕作口的分界铁丝网边上满是煲饭的铁煲和自行车。村里副书记陈天乐马上汇报说：“在香港买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放在河边，不拿到社会主义这边来，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在当时的罗湖桥畔，“靠港”是个时髦词，任何一个农民都能讲出这样一番道理：香港就像个臭豆腐，闻着臭，但吃着香。

　　1961年，宝安县县委书记李福林在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下，曾率领全县开展了一场“利用香港，发展宝安”的大开放运动。

　　当时县委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进出口管理意见(草案)》，决定全县与香港开展小额贸易，开放沿边22个公社和一个农场，规定出口甘蔗苗、稻草、草皮、河涌杂鱼等，以换回铁锅、肥料、火柴和煤油等紧缺物资。

　　经过反复研究，县委还制定了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通过罗湖桥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元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

　　根据宝安县原县委副书记李定的回忆录，尽管1961年正值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宝安县没有一个人饿死，生产搞得最好的翻身大队，1000多人仅余粮就交了2万斤。依靠“靠港”政策，一些村庄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内地。据说，这些村子里没有人打光棍，就算是残疾的村民也可以娶到内地嫁过来的漂亮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