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9日，第四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沈阳举行。比赛设装配钳工、铣工、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三个竞赛职业（工种），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136家企业的238名青年技工分笔试和实际操作两项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

北京工业技师学院，王凯超（左）和崔颖在学校的厂房内。

广州市轻工高级技工学校，汪海燕（右）与同学正练习调酒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何敏学习的方向是美容和形象设计

　　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快慢、好坏的晴雨表。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各类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型人才，这使得职业教育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成为重中之重。尽管有政策支持，又有市场需求，职业教育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仍不容乐观，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夹缝中苦苦生存。

　　但同时在滋长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育的渐趋充分，以及具有自我、率性气质的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也开始找到新出口和面临蜕变。这些局部的、逐渐显现的变化对整个中国的教育理念和产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和借鉴。

　　没有一流的职业教育，就不会有一流的技能劳动者，更不会有一流的产业。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社会要实现持续、协调地发展，保持“世界工厂”的制造业活力，大力倡导、扶持职业教育实是一条最有效、彻底、可行的路径！

　　家有职校生

　　年轻一代的自我和率性，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认为上职业学校不如去读大学，他们的认可或许为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出口

　　本刊记者/庞清辉

　　“我从来没想过我一定要上大学。”崔颖是北京顺义一个1989年出生的女孩，她也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碰到的最自我、最自信的职业学校的学生。说起当年不考大学，崔颖说：“那时候觉得不想要高考的压力，反正就是想自我一点，怎么舒服怎么来了。”

　　现在，崔颖是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即将毕业的高级工，她学的是机电，问起她女孩子为什么学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自我，感觉想学啥就学啥，也觉着这个专业未来会比较吃香。”

　　选择职业学校，崔颖特别认真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觉得不能用后悔这个词儿，你只是选择了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我打心眼里不觉得我们比上大学的差。”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些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一直向人们暗示贵贱有等、尊卑有别。这些观点与现实中文凭、待遇、晋升紧密挂钩的政策一结合，使大多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坚信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息和出路。职业教育也因此成为中、高考落榜学生的收容所，其毕业生，常被社会甚至家人和亲朋好友看不起，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和社会待遇。

　　在采访中，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院长阎红说：“我们的孩子从来就不是以高考为目标的。”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骆子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开学典礼上，他会先去表扬学生，告诉他们：“在大家对职业教育不太认识、不太理解的情况下，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地来到了学校，你们都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你们选对了一条路。”而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院长童华强说到这个问题会激动地反问：“为什么要有高低贵贱之分！”

　　“事实上，文化是多元的，社会对于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多样化的。孩子究竟适合读大学还是读职校，本应该由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来决定，两者的选择本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合孩子的才是最佳的选择。”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徐亚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去学校报到那天，崔颖说她觉着充满了希望，“双肩背”一背，走在学校里，就觉着每个人都对她笑。“我觉着我们这样的孩子，都挺乐观的。”而有崔颖这样感觉的年轻人，在中国，也越来越多。

　　与大学生比我挺自信

　　王凯超 北京1989年出生

　　“干技术，越老越值钱，我估计35岁就能开宝马”

　　“都说读技校是那种初中、高中学习不好的，其实这种不好，并不代表本质上的不好，也可能就是贪玩。”

　　王凯超是典型的北方男孩，个头高，嗓门大。接受采访时，王凯超穿着工作服刚从学校车间出来。

　　五年前，快高考了，王凯超的父母和别的父母一样，认为儿子只有上大学才能有一份好工作。“但是家长不明白上大学是干吗去了，上完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觉着上大学才有出息，在朋友亲戚面前有面子。”王凯超说这是他最想表达的想法。

　　但是报志愿的时候，他想象着：我到时候拿着大专毕业证，让父母托关系给我找工作？“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可靠得住的东西，要是真把技术学好了，我就真是凭自己(吃饭)。”

　　当很多同学被大学录取时，王凯超选择了在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学数控。想起当年那会儿选学校，王凯超看到很多职业学校宣传册子上印的设备特别多、特别好，他还特意跑到学校去证实。“这么多设备啊，真是特别到位，站在这些设备中间，觉得我要是能学会一种，就够吃了，要真能学几样出来，简直是没法形容了。”直到今天，王凯超都难掩对机器设备的钟爱。

　　但是不管怎样，别人上了大学，王凯超还是“背着很多舆论”。但他心里其实挺不平。“我就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考大学，就是要学门技术。我还真觉着这是个特别不错的选择，都是面子惹的祸。”

　　王凯超在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初级工、高级工学起，现在已经是初级技师了。还没毕业，工作就被预订了，“真到企业里头，你能把具体问题解决了，就是牛人，不管你有什么证。前几天，工厂里特别简单一件事，很多人搞不定，我们一到，噼里啪啦就给弄完了。”这也正是王凯超和上大学的哥们儿坐在一块时有自信的原因。“我觉得我特别自信，真的。很多人一讲就是我爸妈给我在哪儿找工作了，我觉得我真的不用。”

　　当然，王凯超也还是觉得自己和大学生比起来有“缺陷”，“你比方说一起聊天，人家可能说得比我深一点，用词啊什么的都很有哲理。”而且，王凯超碰到过很多机器、机床的说明书都是英文，他的英文不好，他觉得很多同学大学毕业找工作“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如果他们在技术上用点心的话，肯定比自己现在要厉害。“名牌大学人家整体的素质，真是服。现在还出了一个(第)三(批次)本(科)对吧，您就别受罪啦，您就给职业学校多弄点优秀老师、优秀生源，再跟着实习设备一块发展，到时候中国无敌。”

　　说起自己的专业，王凯超更是滔滔不绝：所有的钢铁要形成一个形状，都离不开数控(车床)，数控的应用领域特广，它能雕刻出你想要的所有造型。“打起仗来，我们也不会失业，我们可以造枪炮。”

　　对于未来，王凯超特别有信心，“干技术这一块，应该是越干经验越多，越老越值钱。”他琢磨着自己35岁也能开上一个不太贵的宝马，“我要是技术真正能独当一面，企业离不开我，现在企业会想方设法留住这样的人，企业可以给你些股份的。”

　　现在，王凯超越来越觉得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没错。没事自己还会想象一个场景：一个本科学校来录取他，问他学四年给一个本科证书，来不来？“我说等会儿。我这学校毕业了再去，我必须把我这技术学下来。”

　　但是在学校里，王凯超还是会觉得社会把他们忽略了。比如打电话在学校是个麻烦事，“移动公司不愿意上技校来，人家觉着在我们学校开展不了什么业务。”再比如，他看过一些美国的电视剧和电影，发现很多男主角都是水管工，而优秀的女主角还会爱上他、嫁给他，“在国外不一样啊，他们当作特别平常的事，他们都平等，就算是水管工工资也很高。这要在中国太不可想象了，中国要出这么一对，茶余饭后，夜宵都得议论这事儿。”

　　王凯超觉得技术学好后，还是要自考个文凭，“必须得把学历拿下来，这是必须的，其实外面还是认这个东西，算是社会给你的压力吧。”而且，他也觉得自己未来也许还可以干销售，“因为我们真是了解这个(机)床子，要说让我们开床子我们会开，这床子的结构我们也拆过，我从根儿上了解这个东西。”

　　在失意后重塑自我

　　汪海燕 安徽省安庆市 1989年出生

　　“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在每次刁难中，也会成长一次，是不是？”

　　汪海燕是那种典型的“江边女孩”，温婉、秀气。她的父母初中一毕业就从安徽加入到东莞打工的大潮中，2005年从东莞到广州做直饮水机的销售生意。

　　2008年，汪海燕中考失利，“考上不算是一等的，是二等偏下的高中”。汪海燕的爸妈打电话对她说，不要上高中了，来广州这边读技校吧。“我说我不想读技校。但是爸妈担心读个普通高中考不上好大学，以后工作怎么办。他们很多朋友的孩子都是读技校的，有些(就业)很不错。”

　　汪海燕说她爸妈的“思想比较前卫”，不像别的父母非要逼她读大学，而且还帮汪海燕报了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数控专业。“数控好像是男孩子读的，我说我不想。”最后父母听从女儿的意见，让她学了酒店管理。

　　学习酒店管理，是因为2008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汪海燕从安徽来广州的火车上，有人给她看了一本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学书籍，“心里认同他的管理方案吧，然后就想去学酒店管理，以后做一个管理者。”

　　汪海燕中职第一学期从餐厅服务开始，到客房服务，到调酒、插花、泡茶各个小环节的学习，到高职又加了旅游管理的课程和实践。“我觉得餐饮吧，让你体验一种优雅，因为你给客人服务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是很优美的，它所有的设计都到位了，能让人赏心悦目。”汪海燕说她寒假去酒店做兼职的时候，别人一看，就说她“肯定是学这个专业出来的”。

　　2011年9月份，汪海燕考了个导游证，因为旅游和酒店属于一个产业链条，“我知道导游很累，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快乐。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在每次客人的刁难中，你也会成长一次，是不是 ？”

　　汪海燕说起这些笑得很灿烂。“我还没到可以做酒店管理者的时候。不是不想做，只是我觉得酒店管理要更深一层地去学习吧。”汪海燕说她和身边的同学想法都一样，愿意从一线做起，“我们定位不一定很高，但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平稳一点，慢慢上升吧。”

　　汪海燕闲着的时候也会去读很多书。“现在大学生跟职校生的能力差得不是很大。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特点。自己有能力的话，他们能做的我们都可以做。”

　　升学、考试压力的解除，让汪海燕这几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自我潜能的开发中。学过酒店的业务，汪海燕总是把家里装点得很漂亮，妈妈也很羡慕她学的那些插花、调酒和泡茶的技术，“妈妈希望我把学到的这些东西用到生活中去，希望我的生活和审美都有提高，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我会非常愿意去享受这些。”

　　不要浪费时间上大学

　　何敏 四川省成都市 1987年出生

　　“本科、研究生证书不是我想要的，我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去读个文凭。”

　　白皙灵秀的何敏是四川省成都市人。高考成绩出来后，何敏也可以读大学，但是她觉得自己实在对学习没有兴趣，“读完也不一定实用。”何敏的姐姐在大学里学习电子商务，弟弟未来也是要走读大学的路，何敏听姐姐讲过大学的生活，在她看来“很辛苦，很枯燥”。

　　何敏想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她选择了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学习美容，学习形象设计。因为她羡慕漂亮的女孩子，也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和妈妈讲起这个决定，说以后做好了还可以自己开个店。但是妈妈很反对，认为这个职业地位低，没前途。当时爸爸出差在外，在电话里爸爸支持何敏说，以后坐普通办公室也没什么前途，学个技术出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何敏选择职业学校的时候，身边很多同学读了本科。她心里也会比较，“最初很迷惑，觉得自己的专业不是很好，觉得他们的前途会很好。”

　　还没毕业的时候，新加坡一个很知名的企业要来成都开分店，但是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所以要找成都本地的学生带回新加坡培训。于是何敏有机会去了新加坡两年。这两年，何敏学了很多理论和技能，从治疗师、初级顾问到顾问，技术更新变化得很快，新加坡的企业还会定期给她们做后期培训和提升。

　　在新加坡，何敏和同来的姐妹“一直努力一直拼，我们能来新加坡父母都是抱着很大期望的，不想让他们失望，要成功地回来”。在新加坡，她还碰到一个成都某知名烹饪技术学校去那边做厨师的同龄人，“他的待遇很好，他本人也很爱吃。我们觉得做自己很自在。”

　　新加坡的公司在成都的分店开业了，何敏成了这家分店的店长，收入非常可观。“回来后发现好多人学历比我高。”因为学历，何敏还有一次失败的相亲经历，“他的家长觉得我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凭，专业不好，有点嫌弃。所以我就发誓自己要做得很好，不能让人家就看那个文凭。”

　　现在何敏马上要考一个国际上认可的国际美容师资格证，“本科、研究生证书不是我想要的，我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去读个文凭。”

　　如今做了店长，这个阶段她要学习的是“礼仪和更高一级的管理”，她平时会去看很多这方面的书。而对以前要自己开店的想法也越来越理性，“我不是那种好高骛远的人，现在匆匆忙忙开一个店，怕不能掌控，相对现在来说不是很实际。”

　　以前何敏很多读了大学的同学，有的继续再读，有的找工作找得很辛苦。曾经有些自卑的何敏和朋友在一起却变成了“怕有很大的距离感，担心她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傲，怕会压抑到她们”。而妈妈也“和以前反过来了，觉得很好很骄傲”。

　　出息是玩出来的

　　陈嘉骏 广东省广州市1988年出生

　　“在(技师)学院，边玩儿边出成绩，不像上高中，玩有负罪感。”

　　2004年，陈嘉骏初中毕业，可以上个“靠后点的高中”。陈嘉骏就琢磨着：不好的高中，读不下去怎么办，高中这三年岂不荒废了？三年后再考个不好的大专，出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看新闻也知道很多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我到时候变成一个负担那就麻烦了。”陈嘉骏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大男孩，一想到自己要成为负担，他有些惶恐。

　　于是，陈嘉骏拿着厚厚的招生册子一页一页地翻，看到职业技术学校，他觉得不错，“我得学点东西啊，学个技术，社会永远都会用的，不会荒废的 。”当时，陈嘉骏给自己定了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汽车，二是机床。后来陈嘉骏放弃了汽车专业，“觉得学汽车太窄了。”

　　陈嘉骏一家学校接着一家学校地去参观，在广州市技师学院，看到摆着很多机器、像厂房一样的教室车间时，陈嘉骏的“兴趣来了”，同时他也开始纠结：“看到这些机器，通俗点来说，就是很过瘾，同时也想，自己的能力行不行，操作得了吗？”

　　父母是希望陈嘉骏读高中、上大学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都是这样子嘛，都想你读书才有出息。”陈嘉骏为了说服父母，和父母“聊了几次天”，还拉着父母一块到学校去看那些设备机器，“就算是我这份工作失业啦，我有技术啊，这是荒废不了的，我要是技术再提升了，那更不同了，要不我会啃老的。”父母最后被儿子说动了。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陈嘉骏还是有点羡慕上高中读大学的同学，“他们有他们的话题，感觉自己层次低一点。”但是，“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刚毕业，“现在好多人啃老，毕业了就在家里也好难混啊。”相反，同学很羡慕陈嘉骏在学校里做的很多模型和展品，有世界杯、螺旋桨、公交车的投币箱等很多小玩意。“他们觉得，哎呀，你怎么能做到这样子呢。”

　　从钳工到普通机床，到数控机床和五轴，从国内的机器到国外的机器，陈嘉骏一路就“玩”过来了，而且“玩”得都“很溜”。“上课没有加工任务的时候，老师就让我弄点图出来，去做展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机床空着不动也是不动，就是这样，一直做，做出来肯定是很兴奋啦，别人都做不到的嘛。”

　　2006年，广州市技师学院搞了一个校企合作，“老师带头做，有些重要一点的产品，企业会派技术人员来，监督你做，教你做，很多产品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完成的。”陈嘉骏说，在车间里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学生。

　　边玩儿还边出了成绩，“不像上高中，我玩的话，会有负罪感。”现在的陈嘉骏有专门的QQ群和别人讨论技术问题，“一聊到技术，你的见解比他们要好，人家要向你学习，心里算是比较自豪吧。”

　　陈嘉骏还想学更好的技术，“国外可能会封锁一些东西，我们就多去上网，看视频，回来研究人家国外的什么样，怎么才能达到人家的工艺。”陈嘉骏和老师、同学业余聊天的时候，都是这些话题。

　　也有些事给陈嘉骏的触动很大。以前，航空燃气发动机的理论，是清华空气动力学教授发明的，提出的这个理论在国际科技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但是由于国内工艺技术落后，这样的发动机在国内制造不出来。英国的一家公司根据这个理论制造出来这样的发动机，然后中国再去英国进口。“原因就是工艺技术问题啦。”说起这个，陈嘉骏就会觉得遗憾。

　　陈嘉骏也知道，瑞士钟表业世界闻名，瑞士各种牌子的名贵手表都不是机械化生产的，表的齿轮、轴承都是瑞士钟表工匠用精密器械手工制造出来的。了解造船工业的人也都知道，造船厂一位八级焊工的作用决不亚于一位总工程师。“他们的技术都超厉害。”陈嘉骏现在不怎么羡慕大学生，他最羡慕这些“大师”。

　　“也想学到他们的东西，有一种心态，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赶上他们？应该会有那一天的。”所以，陈嘉骏选择了留在学校任教，没有去企业。学校里现在的五轴等设备是华南地区最先进的，“不是太多人会这个技术，那我留下来，可以带一些技师班的学生。”而且，现在一些机床开始便宜了，学校要再买些五轴设备，“会再大力培养学生，那你得需要有人去教啊。”★

　　(周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