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1年，货币政策由“宽”入“紧”，而融资需求却未见降温，供需天平两端加速失衡。

　　于是，游走在正规融资渠道罅隙间的民间借贷，对接了信贷需求的巨大缺口。

　　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达历史峰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5分，就是年息150%。

　　地下融资链

　　在缓缓升起的烟雾中，经营高利贷、担保公司及地下赌场等产业的张先生说，“我有正规的担保公司，可以通过关系从银行获得贷款。要是金额太大，我会把银行各个审核环节摆平。”这些贷款被借出以后，就会投入民间的高利借贷。高利贷一般为月息6分，即6%，一年的利率就是72%。

　　对地下赌场的情况，张先生不愿多谈，但仍在无意中透露，银行——担保公司——高利贷——地下赌场，“是成熟的高利贷资金链条之一”。

　　“这种高利贷资金有一些流向了赌场。”一位宁波的企业家说，利息太高了，普通的投资或者实业回报，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高利率。

　　多位政府人士和学者表示，近年来高利贷行业已经有向组织化、规模化发展的势头，而担保公司等牌子常常成为高利贷的“合法外衣”。在温州、宁波，随处可见“提供短期资金周转服务”的广告，一些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均以民间高息借贷作为主营业务。

　　在2011年信贷收紧的大环境之下，高利贷呈现出某种兴盛局面。银行、担保公司、企业、投资公司以及个人在资金链条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通过自己的关系，不断编织着更适应形势变化的各种网络，通过这些通畅的网络来获取更多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流向的重要一环就是高利贷。

　　“量价齐升”

　　在温州，方培林是民间金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方培林在温州苍南钱库镇开设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2000年，方培林创办了温州方兴担保公司。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让方培林再一次看到了新商机。

　　“最近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非常高了，短期借款的月息6到8分，半年以上(长期)的也要3分到4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

　　据了解，近期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5分。

　　浙江银监局的一位处长表示，2008年银监局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当时最高的借贷年利率曾达到130%。随着2009年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4万亿元投资背景下，民间借贷的利率一度下滑，在2009年4月，最低的年利率只有15%左右。

　　随着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民间借贷又开始“量价齐升”。

　　建设银行杭州分行的一位人士说，今年银行贷款的总体规模不断收紧，以前是按季度调控，或按半年调控，今年是按月调控，一个月放款额度限制很死，“说放多少只能放多少”。

　　银行系统的从严信贷环境，使中小企业感到融资更难了。

　　上述建行人士说，对于银行来说，目前采取的策略大都是让企业先报贷款计划，审批后等待贷款额度。贷款额度会优先照顾优质客户，“不然就会流失”，而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贷款，银行就很难顾及了。

　　同时，温州当地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也已告罄。

　　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平均利率为17.8%，今年加息后，已经涨到了目前的18.39%。

　　资金超高回报利润之下，牵引部分实业资金陆续进入到了民间借贷行列。

　　一些实业企业通过成立担保公司、寄售行等形式参与民间借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的担保公司有300多家，没有浮出水面的借贷机构则有上千家。

　　具体的借贷资金规模无法统计。官方曾在2008年对温州的民间金融做过调研，当时估算整体的民间金融在4500亿元，2010年大致在6000亿元左右。“温州的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有8000亿元，其中借贷资金在1000亿元左右。”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全民借贷”

　　在温州以及台州等沿海地区，民间借贷无所不在。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有1家参与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

　　记者在温州以及福建等地的调查中发现，东南沿海的全民借贷与全民投资密不可分。

　　“我一个短消息就能募集到需要的资金。”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建说，目前在服务中心聚集的资金达150亿元，只要有项目，这些资金招之即来。

　　在福建的长乐、福清等侨乡，投资潮热了乡村，几乎各地的小钢铁厂都有长乐人的身影，而福清人则更多地活跃在县城为主的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开发领域。

　　长乐市发改局的人士告诉记者，长乐人投资的小钢铁厂规模不断扩大，从早期的几千万到现在的几亿元。长乐人一般采取家庭式融资方式，一个人跑到项目，可以将家族几代人带动起来，又通过亲戚关系带动几十甚至上百户参与。“一有项目，即使明天要签约，今晚筹钱都来得及”。

　　“集团化经营”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温州的民间金融主要有五种形式：

　　一是亲朋好友间借贷，主要是个体私营企业创办之初，特点是规模小、金额小、利率适中，带有普遍性；二是“成会”，由创业急需资金者发起，也在亲朋好友之间，实行会员制，既解决了创业资金短缺问题，又让筹集的资金有利息可得，有一定的增值；三是企业资金周转发生暂时困难时向私人钱庄或典当行借贷，但借贷期短，利率相对高；四是信用担保公司，按正规的业务要求，信用担保公司是不能直接进行融资的，但事实上多数担保公司都在经营直接融资业务；五是小额贷款公司。

　　据他介绍，现在有了新动向。目前温州的许多担保公司已经开始集团式经营，其背后往往有大企业支持，资金来源也比较充沛，直接做到给企业放款。

　　这些大规模的担保公司，往往背靠几家大型集团公司，一方面集团公司比较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集团公司将资金放到一个“池子”，谁资金紧张谁到“池子”中借款，借贷资金往往可以做到体内循环，同时“池子”也对外放贷。

　　2011年银根收紧后，派生了新的资金市场。方培林告诉记者，现在出现两个新现象，一是对于那些贷款方案获批但银行没有额度的业务，担保公司介绍资金到指定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放贷给借款方。“这种通过先存款再贷款的状况已经很普遍。”建行杭州分行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说。

　　另一个现象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资金中介。

　　如在绍兴，出现了一种金字塔式的资金业务，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到乡镇农村吸收资金，然后整体转移到提供贷款的指定银行。“资金量已经比较大，几千万规模。”方培林说，“不仅仅是绍兴，全国各地都有了。”

　　“操盘者”

　　记者调查发现，在高利贷产业链上，囊括银行、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商、投资公司、租赁公司、民营企业及个人，整个链条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活跃的民间高利贷。而隐藏在其中的操盘者，则是保证链条顺畅运行的关键一环。

　　老陈是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的老板，实际上是一名高利贷操盘者——帮助客户将房产抵押给银行，或是通过“消费贷款、买车、装修”等名目套出贷款。

　　在高利贷链条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则是担保公司——通过担保获取银行资金，然后用于放贷，最终成为民间高利贷的积极推动者。名目众多的投资公司也是高利贷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不少更加商业化经营的高利贷者，则设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吸纳外部资金，但从事着与经营范围完全不一样的业务，主要是利用一部分自有资金，再吸纳其他闲余资金，集中起来放贷。”宁波市宁海县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有一些是政府官员的家属，家里闲钱多，投出去赚利息，“比存在银行账户强”。

　　对于这类“公开注册、私下运营”的投资公司，参与者多为民营企业主，“只要账上资金能够拿出来都会拿出来流动，用作中短期的放贷。这种贷款利率相对低一些，也多被认为是当地民间借贷利率的参考标”。

　　“很多民营企业经营并不容易，贷款短期内也难以获得更多收益和利润，拿去放贷显然收益更高。”宁波市一位调剂商行的老板向记者透露，拿银行资金做其他投资，如股市或者楼市，或者拿去放贷的民营企业不在少数。

　　据记者调查，银行需要重点审核的环节即主要为贷款用途、贷款人信用资质等。若无上述中介机构及银行人士的“门路”，这些环节均难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