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据了解,各地积极整治庸官懒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湘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近年来,庸官懒政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现为“心懒、嘴懒、手懒、身懒”。

　　对于上述庸官、懒官,一些群众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领导”。

　　“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极少数副职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帮手’,‘站着不长,绊倒不响’,存在满于现状、贪图安逸、作风漂浮、得过且过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同时,副职领导干部‘一纸文件定终身’的现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一呆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给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政府部门形象的有效塑造带来不利的影响。”周湘智说。

　　而对于庸官懒政不断滋长的原因,周湘智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说,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

　　周湘智说,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治理庸官需与干部提拔挂钩

　　在仔细对一些地方的治庸样本进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认为,湖南省平江县的作法较有代表性。

　　据介绍,平江县在全县40个县直单位实施了名为“差额竞职”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体做法包括:班子副职全员参与竞职考验。平江县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县所有县直单位的副职必须参与此次公开竞职,接受考验；民主集中严格筛选差额“挑战者”,对参与差额竞职的非班子成员设定了较为宽松的条件,为保证参与正式竞职人员的高质量与代表性,该县采取了“一初审二考察三测评四公示”的筛选办法；公开竞职演讲,平等接受挑选。由组织部门组织召开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全体现任副职与1名差额竞职人选进行施政演讲,公开陈述其德才表现、工作业绩、对岗位的认识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据了解,通过改革,平江县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职领导干部被淘汰,5名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规定各级干部只有年度考评达到“优等”等次才能具备被推荐提拔的资格,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

　　“干部考核直接与提拔挂钩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强。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直接关涉到每个官员的切身利益,通过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的明确‘买单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懒政行为在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的权重,增加失职行为的风险,成为撬动官员加强工作主动性、示范性与创造性,促进模范履职的‘阿基米德支点’。”周湘智说。

　　周湘智还认为,可以考虑运用体制外的互联网络举报以及体制内的与官员考核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广大官员被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地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为民履职”。

　　马怀德则认为,庸官懒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体系的建设: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要集中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用这些制度保证公务人员不至于推诿、拖延,保障相关人的利益；在问责制度上,现在国家也提出了凡是决策失误、工作失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的,都要被问责。被问责的方式除了公开道歉以外,还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被免职等方式。在奖励制度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积极履行职责,从政绩考核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应该与晋升提拔挂钩。

　　“只有通过这样全面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才能促使公务人员积极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这其中虽然还涉及公务人员的素质、精神等因素,但主要还是要靠制度来抓。”马怀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