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披露了这一事件，抗议国民党破坏和平民主，并向大公报记者发表简要谈话。当天，父亲他们即向上海、天津、重庆《大公报》三馆发了专电，次日公开见报：

　　“三日清晨，政府出动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六团、宪兵十九团、三个警察分局的军警宪特等三百多人，分两次搜查中共《解放报》编辑部和发行部、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兼北平办事处处长滕代远公馆，逮捕四十八人，分别扣押在外城二区、内城二区、内城四区警察分局。”

　　“叶剑英对记者称，这次逮捕中共人员是非法的，是特务分子所为，意在制造事件，破坏和平民主事业。”

　　事件经影响全国的大公报迅速公开，舆论哗然。4月4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把被捕的中共人员集中于市警察局，叶剑英亲往慰问，并当面向局长陈焯交涉。陈认错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性质事件。傍晚，被捕人员回到军调部中共驻地南河沿翠明庄。

　　5日，大公报再发专电，报道了中共人员被释放的消息，并称“滕代远说：中共不怕威胁恐吓。言论自由已经开放，中共在北平办报，准也要办，不准也要办。”

　　《解放》三日刊事件突然爆发又迅速结束，几乎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65年过去，事件幕后的采访、送信、大胆披露、施以援手的三位大公报记者均已作古。捧读他们当年的报道、回忆，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既有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肝胆相照的朋友情谊，更有新闻记者的职责与勇气，不能不令人感慨、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