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已然成为“过往烟云”？

　　“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河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3200万，截至去年年底累计转移2360万，还有8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吕志华坦言。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就业压力还是很大，还有相当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杨郑生坦陈，与此同时，一线制造业、家政业、餐饮业等行业“招工难”的问题依然严峻。

　　“目前是，农村劳动者‘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两大问题相互交织。”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用工主力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变化息息相关。

　　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工大省。2010年底，在该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的2360万人中，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62%以上，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悄然成为企业用工的主力军。

　　而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明显的时代特征对其择业观念影响重大。

　　“大多兄弟姊妹少，较之父辈，生活优越，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上述河南某大型食品企业孔经理如是评价。

　　“那种工资不高、不包吃住、不签合同、不上保险、发展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会去。”采访中，郑州思念的一位青年职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代农民工更强调“尊严”与“发展”，像父辈那样为了生存而不惜“委曲求全”的时代，对他们而言早已时过境迁。

　　“与上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户籍在农村，却大部分没有务农经历，他们拥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渴望融入城市，实现自我发展愿望。”杨郑生坦言，他们不同于父辈把打工挣钱作为唯一目的，在就业选择不仅看重工资，更看重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以及发展机会等。

　　而如何改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是未来政府部门和企业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

　　“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另一方面，企业要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思路转变，通过薪资、工作条件等吸引人。”杨郑生坦言。

　　安徽：“留守村妇”争夺战

　　除了“动员”、“围追堵截”返乡农民工，吃苦耐劳、做事认真的“留守村妇”也成为了不断增多的本地企业眼中的“红人”，待遇承诺更是不断升级。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实习生 朱俊星︱安徽报道

　　“外出务工和建设家乡同样光荣”、“在家做事就是好，小孩成绩能提高”、“欢迎农民工兄弟返乡创业、就业”……

　　诸如此类的标语，在4月末的阜阳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各乡镇街道上，处处可见。

　　此时，春节早已过去，各类企业也早已开工。作为安徽省第一农民工输出大市——阜阳市大街小巷的店铺门前还张贴着醒目的招聘广告，甚至连马路边公共汽车站牌、电线杆上也贴上了招聘广告。

　　2011年年初打响的中国东西部地区“农民工争夺战”仍在延续，阜阳依然“硝烟弥漫”。

　　用工企业盯上“留守村妇”

　　“我今年快40岁了，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么大年纪还出来打工。现在我家离工厂才三四里地，既能挣钱，还能照顾家庭，多好呀。”从来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许珍，见到记者就高兴地说个不停。

　　“以前要照顾家庭，没机会出去打工。现在孩子大了，镇里也有企业了，就出来了。” 许珍告诉记者，爱人在外地帮别人开车，家庭年收入好几万元，家里不缺钱。因为在家闲得慌，就出来了。“等以后有了孙子，家里需要照顾，就不再给人打工了。”

　　已近不惑之年的许珍是位“留守村妇”，家住京九铁路东侧的阜阳市插花镇。

　　插花镇作为阜阳市“重点中心镇”、“安徽省综合改革试点镇”、“全国500家小城市试点镇”，总人口有8万多人，是阜阳市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大镇之一。由此，插花镇也成为全国各地企业争夺农民工的“重点地区”之一。

　　据插花镇党委书记宁险峰介绍，全镇16～60周岁的劳动力3.9万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约2.1万人。其中，近一半是建筑劳务，其余为服装、电子等加工制造业，流出方向多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津京地区及新疆等地。

　　“往年插花镇农民工流出方式多以老带新、亲带亲为主。今年一反常态，早在春节前，省内外企业就纷纷深入乡村，上门‘抢招农民工’，用工需求显得十分紧迫。”宁险峰说，在多数农民工去向已定后，省内外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企业开始盯上了当地数以万计的“留守村妇”，打起了她们的主意。

　　实际上，在春节前后，不少省内外的服装企业已经在插花镇联系厂房，就近开设加工点。同时，大举进入各个自然村招聘为数众多的“留守村妇”，让她们就地进入服装加工点上班，并许诺以优厚的工资待遇，甚至包吃包住。

　　“鼎盛服装厂”是插花镇最大的服装加工点，是当地一名年仅29岁的年轻人陈鹏飞创办的，厂里有数百名“留守村妇”。这其实是一家上海服装厂因为缺工而在此设立的加工点，产品经由上海出口到日本及英国、法国等欧美一些国家。

　　“目前，我们提供的工资待遇现在能达到上海等大城市的水平。由于厂房和很多专用设备相当有限，暂时没办法扩大规模，只能给予优厚待遇来留住当地的员工，并吸引出外打工的优秀人才回乡工作。”陈鹏飞说。

　　而原先在服装工业学校上班的郭志国，也放弃了学校的工作，受上海、杭州等地一些“用工短缺”的服装厂委托，在插花镇就地为他们招聘“留守村妇”做服装加工。在郭志国的“荣泰制衣”加工点数十名工人中，几乎清一色都是结婚后的农村“留守妇女”。

　　“我们主要招聘‘留守妇女’，因为她们吃苦耐劳、做事认真。由于自己会服装裁剪技术，所以员工都是我亲自培训，培训一个员工大概需要一两个月时间。我们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来去自由，工作压力不算很大。”郭志国说。

　　返乡农民工“招聘会”上的争夺战

　　事实上，早在2005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以来，阜阳市根据返乡就业、创业与外出务工双向流动格局基本形成的实际情况，主动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加速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连续4年在春节期间组织举办大型招聘会，为本地企业与务工人员搭建对接平台，也吸引了不少省外企业参会。

　　今年春节期间举办的“第四届返乡农民工招聘洽谈会”上，共有招聘企业403家，提供用工岗位8万多个。其中，本地企业252家，提供岗位5万多个；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和省内合肥、马鞍山等市的知名企业151家，提供岗位3万多个。

　　在招聘会现场，省内外企业与本地企业展开了一场返乡农民工“争夺战”：各用工企业的工作人员忙碌于台前台后，有的在散发企业相关资料，有的在解答求职者的询问……大多数用工企业招聘人员还主动走进人群与返乡农民工“打招呼”，热情邀请他们去应聘。

　　为了招揽人气，合肥一家服装公司的招聘人员在招聘会上高声“叫卖”。该公司工作人员称，现在订单非常多，但是工人太少。“这边劳动力丰富，我们过来就是想多招些工人，我们企业是在‘等米下锅’。”

　　有的企业甚至“不惜重金”，开出了颇具诱惑力的优厚待遇吸引返乡农民工。

　　如美的集团芜湖美智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称，每月平均工资2300元，就餐补助300元，免费提供下午茶、夜宵，免费接送市内员工上下班；免费住宿，配备空调、彩电、洗衣机；除购买五险外，另设全勤奖、高温补贴、优秀员工、慰问金、工龄工资等等。

　　另一家省外加工制造企业许诺，“每月到时发放工资，绝不拖欠职工工资”、“在公司工作满一年的，一次性加发个人全年工资总额的10%”，并提供“免费住宿，有暖气，免费洗浴，食堂伙食好，保证吃饱、吃好……”

　　在招聘人数上，参会企业都“狮子大开口”，动辄就招三五百人。其中，合肥市一家太阳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出了现场最大一笔订单——计划招聘5000名工人。“都是为了业务需要，但目前报名情况并不理想，只有几十个。”该公司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4月份，为解决省内企业和本地企业的“用工缺口”，阜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春风促就业、岗位送下乡”活动，再次将多场招聘会开到各乡镇农民朋友的家门口。

　　其中，主要招聘对象是就地、就近就业和准备在省内务工的各乡镇农民工，而招聘单位也主要是阜阳市大型工业企业、招商引资企业和皖江示范区产业转移企业。

　　“围追堵截”返乡农民工

　　实际上，这场“农民工争夺战”在春节前就已爆发。

　　“鉴于近日有大量外地企业到我县抢招农民工，请各乡镇党委、政府组织村干部进村入户，深入车站码头，做好农民工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到园区企业务工。”这是春节前阜南县工业企业用工服务领导小组印发的一份文件的内容。

　　为了同外地企业争抢农民工，阜阳市各级政府春节前就做好了企业空岗信息的收集整理，把当地企业空岗信息印制在卡片上，在人群聚集较多的汽车站、火车站、步行街、大型超市等地派发，同时，在春节期间组织缺工企业深入到离职返乡农民工较多的乡镇、村居等地，有针对性地举办专场招聘会。

　　当时，众多企业在阜阳全市范围展开“围追堵截”农民工的行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农民工聚集场所设置宣传咨询点，通过拉横幅、发传单、现场咨询等方式做宣传，并让农民工填写报名表，希望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能在今年春节后去他们的企业上班。

　　在火车站外广场上，也有一些人在向过往旅客发放招工资料，有人将招工资料贴在电线杆、公交站牌上，甚至有人举着“高薪诚聘”的牌子，向过往旅客大声吆喝招揽，颇有“急不可耐”的味道。

　　直至3月份，在阜阳火车站依然有一些企业的招聘人员，穿梭在出站口人群中，很热情地向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行李进出站的旅客，有针对性地散发各类招工资料。

　　由于招工紧张，阜阳市劳务中介公司的“商业模式”出现了大逆转，劳务中介公司不再向农民工收取“中介费”，甚至倒过来“花钱买人”给用工企业，再向用工企业收取“中介费”或“劳务费”。

　　据阜阳市有关人士介绍，阜阳以前之所以成为全国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市，主要就是因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本地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不得已才外出打工。“现在从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企业多了，好多岗位等着人去做，所以政府极力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在政府和市场双重手段的促进下，阜阳市返乡就业、创业人数逐年增加。截至目前，阜阳市返乡创业人员达2万多人，创办各类经济实体约1万个，吸纳就业20万多人，使阜阳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民工“返乡潮”。

　　新生代农民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文、图

　　看电影、上网打游戏、用MP3听《月亮之上》……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鲜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形象。他们往往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也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他们来自农村，却渴望融入城市；他们来到城市打工，不仅谋生存而且谋发展；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择；他们善于把握自己，力图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值。比起他们的父辈，他们有更多的期许。他们，就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

　　朱趁趁和朱莉莉

　　分别出生于1990年和1991年，老家都是河南，2011年2月来北京打工，现在都在一家生产点菜器的公司工作。

　　小张与她的男朋友

　　小张生于1990年，比男朋友小一岁，老家是内蒙古的，小张的男朋友在中钢集团工作，2011年2月小张也跟着来了北京，在中关村打工。

　　刘蕾蕾

　　1987年生，安徽人，2008年初来北京，白天在一家服装品牌店打工，晚上摆摊卖衣服。2010年已回老家。

　　孙凯

　　1989年生，山东菏泽人，曾在烤鸭店做过学徒，现在跟着父母经营在农贸市场里的蔬菜摊位，并且有了个4个月大的儿子。

　　小薛

　　1989年生，山东人，2011年3月来到北京，正在找工作。

　　小伟

　　1987年生，安徽安庆人，在首都机场的地勤工作，月薪1500元。周末，他跟着父母到被拆迁的工地上劈砖头。每块砖头将以0.35元/块的价格卖给有需要的人。

　　张亚飞

　　1990年生，河南人，在上地一家酒吧当服务员，月薪2000至3000元，在北京中关村旁边的城中村六郎庄租住着一间500元/月、七八平米的平房。

　　赵传方

　　1989年生，山东人，技工学校毕业后来北京打工，现在在一家酒店做电工物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