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清末数十年腐败政治，加以数年革命与动乱，人民早已穷蹙不堪。当时的中国外债累累、外患频频，内战不断、灾荒连年。于是，变乱迭出，土匪遍地，民不聊生。

　　身历清末民初革命、改革与动乱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最能表明当时人们的失望心理。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他形容当时社会之险象“譬犹悬千石之钟于坏宇，而恃一发以系之，旁无化身，而后无替人，天下险象孰过于是”。可以说，当时一些人心理上都以为中国必亡。

　　另一位身历当时种种艰难困苦的陈独秀也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

　　在这种状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们秉承中国历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苦苦寻觅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