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诉讼之艰
冯军的诉讼之路反映了当下中国环保诉讼的困境。
最近一起关于环保的诉讼案是2010年备受关注的紫金矿业溃坝污染事件,尽管事故责任认定清楚,行政处罚也已经下达,但是对受害方的赔偿方案却始终处于难产之中,今年年初,受溃坝事件影响的852名村民已向紫金矿业等相关部门提出索赔1.7亿元,目前尚未有结果。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教授说,中国的环保问题不仅仅要靠法律解决,它是由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决定的;要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还是发展观念上端正认识,真正树立环境优先的原则,建立一个好的大环境。
王灿发是目前国内环境法领域的权威学者,20多年来,他参与了国家和地方30多部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审改和论证,是我国承担环境资源立法文件起草最多的学者。
同时,他创立了全国第一家免费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民间环保组织——“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先后帮助了200多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受益者达数万人,被称为“环境维权教授”。
具体到环保诉讼,王灿发总结了以下几大难点:起诉难、取证难、胜诉难、执行难。
因此,环保案件耗时往往相当长,在“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代理的案件中,耗时几年的案件很正常,有的胜诉案件绵延达十年之久。
而对于当事人损失大小的衡量认定,王灿发说,国内目前缺乏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当事人自行认定的损失数额,法院往往不容易采信。此外,由于地方政府保护被告企业(尤其当被告企业是当地利税大户)等因素,案件胜诉也不容易。
长期研究环保法的学者王社坤则重点指出了环保法律的执行问题。他告诉本刊记者,目前,中国已经颁布了20多部与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等相关的法律(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颁布),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规章更是数不胜数,但“有法必依”的实施状况并不乐观,甚至令人悲观。
正因为环保诉讼存在的客观困境,王灿发说,目前,遭遇环境纠纷,公众选择司法途径维权的比例较低,愿意通过投诉和上诉等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公众不到两成,超过八成的公众并不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解决环境问题。
据新华社5月15日的报道,环保诉讼走在全国前列的辽宁省,是国内较早成立环保法庭的省份;不过,这些环保审判机构,成立15年以来却没审理过一起环保公益案件,环保法庭锐减且功能只是协助“执法”。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2008年12月11日正式挂牌成立。成立两年来,只受理了一起公益诉讼案件,甚至因为“无案可审”而不得已变身,改审刑事案件。
实际上,冯军在通过司法途径之外,也曾经奔波于人大、信访局、环保部等部门,试图通过信访等手段解决问题。
受访专家建议,因为环保诉讼成本高且受害者不仅仅局限于原告本人,如果让环境维权的个人独自承担所有费用,不但有失公平,往往也会挫伤维权者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建立环保诉讼法律援助基金,对参与环保维权的个人进行补助。此外,需要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挥民间环保法律组织的作用和功能,为环保诉讼提供法律支持。□(注:为保护未成年人,文中冯晓楠为化名)
《瞭望》文章:冯军诉讼印象
曾经,冯军拥有美满的家庭。
两个女儿漂亮乖巧,妻子王月新是个头脑灵活精明强干的女人,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在北京丰台区开饭馆。作为退伍转业军人,他一度在当地政府有一份稳定工作。1998年,夫妇二人盖了十几间厂房,挖了鱼塘,搞起了养殖业,事业蒸蒸日上。
然而,自从女儿身患白血病之后,这个家庭便开始了没完没了的磨难。为了给两个女儿治病,王月新将厂房和鱼塘折价60万元变卖,但不断的化疗和昂贵的药费很快将这个家庭多年积蓄的财产耗光,夫妇二人开始不断举债,希望能够为女儿进行骨髓移植。
但是,冯亚楠没有等到那一天。2007年6月,在经历一年多的身体和精神折磨后,年仅17岁的少女痛苦离世。在悲伤和愤懑中,冯军像中了魔似的踏上告状之路。
四年来,这个中年农民跑遍了人大、环保部门、信访部门、法院,奔波于大厂、廊坊、北京之间,打工的所有收入全部用在了告状上。作为当地有名的上访专业户,每逢重大节日,他还是重点的照顾对象。
如今,冯军的生活中只有两件事:第一,打工,赚钱;第二,打官司,花钱。
4月21日,本刊记者第一次见到他。他说,昨天(4月20日)是冯亚楠的生日,他特地从北京赶回家乡为女儿扫墓,几年来,为了告状遭受无数磨难的这位退伍军人自认为坚强,从不服输,但那一天,却在女儿墓前大放悲声。
因为,他觉得亏欠女儿,“四年了,还没有结果。”他说,自己已经没有退路。
对于丈夫的执拗和固执,王月新忍无可忍,她再也不愿过这样的生活。2008年,她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带着小女儿到夏垫镇租了房子,夫妻分居至今,平时少有来往。
这几年来,这个为了家庭艰难支撑的女人最深的体会,是一个社会小人物的无足轻重和无可奈何。面对本刊记者,她连声哀叹,“精疲力尽、心灰意冷,活得太累了。”自从女儿患病之后,她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
她也曾想过为女儿讨一个说法,在与本刊记者交谈时,她也试探性地询问:“您说我们家的事还有希望吗?”但是,回到现实,她发现,摆在面前的还是柴米油盐,她和家人还要继续生活。
正因如此,王月新坦言,自己折腾不起。年迈的父母需要她照顾,“大哥没了,二哥大脑炎后遗症,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不管,怎么办?”一个多月前,王月新的母亲刚刚去世,这个女人一个人操办丧事,现在,她需要赡养老人、照顾哥哥、管教女儿。
这个自尊心颇强的女人还要补欠债主的人情,她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刚刚把绣了三个月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刺绣送给了一位曾经借钱给他的亲戚,“人家说钱不要了,但是,我欠着人家情啊!”
对于未来,王月新是茫然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其实活着就是那么回事!”
因为家庭的极端贫困和巨大变故,与药品为伴的冯晓楠2009年辍学,开始了漂泊打工的生活,那一年她年仅15岁,初中尚未毕业。
两年来,这个稚气未脱的女孩学过理发、干过网管,前不久又到当地一家电玩城当收银员。
如今,一家四口,各处一方,一个完整的家庭支离破碎。
本刊记者不止一次询问冯军,付出如此代价,换来今日结果,是否后悔过,究竟为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他走到今天?
他回答,讨一个说法,为了女儿,死去的和活着的。
(注:为保护未成年人,文中冯晓楠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