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老龄化成为目前被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你认为，为什么现在大家如此关注老龄化？

　　翟振武：劳动力的减少源自前些年出生率的降低，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上世纪60年代，每年出生的婴儿约为2700万，而到上世纪90年代，每年大概出生1800万至1900万婴儿，再到现在，每年的出生仅1600万。

　　首先，中国从未经历过老龄化社会，以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很高，人口基数塔底部很宽。现在因为出生率低，中国的老年人相比更多，比如，中国现在有1.8亿老年人，很快会达到2亿、3亿、4亿，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对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和养老制度安排是个巨大挑战。

　　现在，很多老人不再和子女住在一起，且这一趋向越来越明显，这是社会发展、城市化、家庭核心化所导致的。在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的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又在提速，这一问题引起议论很正常，这也确实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广州日报：你认为，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加速到来，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翟振武：我觉得一个政府要建立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等，这是最基本的。第二还是要建好老年人服务体系，这有很多扎实的服务和工作要做。比如，可以有专门的连锁机构为老年人服务，如老年人家政、老年人餐饮等。此外，还要重视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方面的服务和工作。

　　广州日报：你刚才谈及，其挑战可能来自社保体系？

　　翟振武：还包括制度、服务体系。来自社保方面的，比如，北京的老年人基本上都能够从政府那里领取到一定的补助，还会给老人发放老人服务券等。但现在，一个最大的欠缺在于服务体系这部分，即使一些老年人有一定的物质收入，也很难找到服务。比如，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却要自己买菜切肉做一锅饭。现在，有很多给白领服务的餐饮点，却还没有给老年人订餐这样的公司和服务；而做给年轻人吃的饭，不少又贵又硬，老年人吃不惯，而老年人也不可能每天去饭馆吃饭。

　　广州日报：除此以外，还有哪些？

　　翟振武：再比如说家政服务。比如，很多老年人家里灯泡坏了，尽管年事已高，也必须自己踩板凳换灯泡，比如，一位居住在北京东城的老人，其子女住在北京西城，不可能为这点小事打电话让住在西城的子女专门到家中来，所以服务体系和物质支持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物质支持对农民而言更为重要。现在，我国有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险等，尽管其覆盖水平目前还不高。除此以外，即使是城市里有一些物质基础，但是涉及养老的许多方面仍然欠缺，比如，以前，我们曾建了很多幼儿园、儿童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但北京却很少有老人医院。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医院的硬件设施也需要特别针对他们有特殊设计，比如，年轻人到综合医院看病可能会感到很轻松，但许多年老体弱的老年人却不宜频繁上下楼梯，等等，这些细节化和更人性化的设计都应该在考虑中。总之，在养老问题迅速提速的过程中，我们养老制度的建设却相对比较滞后，物质保障远远跟不上，包括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也很缺乏，许多老年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或极少回家而深感孤独，目前，中国的空巢家庭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