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老龄化成为目前被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你认为,为什么现在大家如此关注老龄化?
翟振武:劳动力的减少源自前些年出生率的降低,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上世纪60年代,每年出生的婴儿约为2700万,而到上世纪90年代,每年大概出生1800万至1900万婴儿,再到现在,每年的出生仅1600万。
首先,中国从未经历过老龄化社会,以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很高,人口基数塔底部很宽。现在因为出生率低,中国的老年人相比更多,比如,中国现在有1.8亿老年人,很快会达到2亿、3亿、4亿,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对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和养老制度安排是个巨大挑战。
现在,很多老人不再和子女住在一起,且这一趋向越来越明显,这是社会发展、城市化、家庭核心化所导致的。在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的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又在提速,这一问题引起议论很正常,这也确实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广州日报:你认为,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加速到来,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翟振武:我觉得一个政府要建立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等,这是最基本的。第二还是要建好老年人服务体系,这有很多扎实的服务和工作要做。比如,可以有专门的连锁机构为老年人服务,如老年人家政、老年人餐饮等。此外,还要重视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方面的服务和工作。
广州日报:你刚才谈及,其挑战可能来自社保体系?
翟振武:还包括制度、服务体系。来自社保方面的,比如,北京的老年人基本上都能够从政府那里领取到一定的补助,还会给老人发放老人服务券等。但现在,一个最大的欠缺在于服务体系这部分,即使一些老年人有一定的物质收入,也很难找到服务。比如,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却要自己买菜切肉做一锅饭。现在,有很多给白领服务的餐饮点,却还没有给老年人订餐这样的公司和服务;而做给年轻人吃的饭,不少又贵又硬,老年人吃不惯,而老年人也不可能每天去饭馆吃饭。
广州日报:除此以外,还有哪些?
翟振武:再比如说家政服务。比如,很多老年人家里灯泡坏了,尽管年事已高,也必须自己踩板凳换灯泡,比如,一位居住在北京东城的老人,其子女住在北京西城,不可能为这点小事打电话让住在西城的子女专门到家中来,所以服务体系和物质支持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物质支持对农民而言更为重要。现在,我国有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险等,尽管其覆盖水平目前还不高。除此以外,即使是城市里有一些物质基础,但是涉及养老的许多方面仍然欠缺,比如,以前,我们曾建了很多幼儿园、儿童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但北京却很少有老人医院。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医院的硬件设施也需要特别针对他们有特殊设计,比如,年轻人到综合医院看病可能会感到很轻松,但许多年老体弱的老年人却不宜频繁上下楼梯,等等,这些细节化和更人性化的设计都应该在考虑中。总之,在养老问题迅速提速的过程中,我们养老制度的建设却相对比较滞后,物质保障远远跟不上,包括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也很缺乏,许多老年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或极少回家而深感孤独,目前,中国的空巢家庭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