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单位“三公”经费首次公开。 新华社发

　　截至7月20日，98个中央部门中，已有54个部门公布了三公经费。看一个政府是否乱花钱，“三公消费”是最好的镜照。谁公开了？如何公开的？公开的质量、速度怎样？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成了近期舆论的焦点，这里面既有公众对三公消费逐步揭开神秘面纱的欣喜，也有对公开细节的质疑与期待。

　　可喜但不满意的“三公”公示

　　乐观的预测是，本周将迎来三公经费公开的高潮。三公消费虽只是预决算公开的一小步，却是阳光财政的一大步—至少，总算没有只停留在口头上，雷声过后开始有雨点了。知名网评人令狐补充认为，千呼万唤始公布的三公经费，甫一亮相即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公共财政公开透明已成潮流，不可逆也不可挡；而且参差多样的账单，不仅让公众比较参详，也可以形成竞争机制，促使各部委在信息透明方面不甘落后，从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忧的则是，公共财政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还亟待进一步通俗化、明细化、规范化、制度化，并亟须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以使阳光财政的明亮和谐得以实现和巩固。

　　《云南信息报》也有评论表示，公开三公经费，自然不是为了让民众看个热闹，而是要让民众有效监督政府部门的花钱行为。但在公布三公消费举步维艰的现实语境下，过于苛求已经公开的中央部门，盲目表达对“三公消费”的整体性焦虑和不满，显然也是一种不够理智的作为，鉴于此，不妨宽待当前的三公消费公开。

　　“三公”公开当重视公众情绪与期待

　　“这几天我在微博上与一些博友一起跟踪，并坚持转发国务院下属单位本年三公消费的公开情况。”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表示，从各部委在遵行国务院规定公布期限的情况看，大家就知道预算与决算信息的透明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公布了，公众也有对于它们公布信息不信任的倾向，越拖延越不信任。但是不管怎么说，透过微博表达的公众情绪与期待值得这些部委重视。

　　对于公众对各部委三公消费普遍存在质疑，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20日在《东方早报》撰文认为，其原因在于三公口径。以公务接待费为例，财政部的数字一出来就遭质疑，网民说：在北京，财政部会请谁吃饭，还不都是别人买单。外事接待经费如何处理？民政部、商务部与众不同，单独列出。公布三公时口径不仅要统一，而且宜大不宜小，口径大了，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老百姓也会觉得数字更加可信。不能将一些真实信息隐藏在压缩的数字之中。

　　《南方都市报》20日刊发朱述古的评论坦言，近来国家部委密集发布的三公支出数据，让公众看到的不是明确的答案，而是一道扑朔迷离的谜题。时下各部委公布的三公经费，只是经费管理的末端，而不是始端和中端。经费管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没有对始端和中端的全面了解，就没有对末端的正确判别。

　　地方、国企“三公”经费何时公开

　　虽说国务院规定的公开大限到来之前，还有很多中央部门尚未付诸行动，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公公开这个多米诺骨牌已然开了个头，三公公开接力棒能传多远？

　　叶青认为，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绝不能止于公开，之后的目的至少有两个：一是，在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的榜样力量推动下，地方三公公开才是重点，百姓希望看到从中央机关、省级、市级、县级、乡镇街道级的完整三公数字。有的人匡算，从上到下的三公花费是9000亿元，笔者希望各级政府用数字来更正这种说法。二是，希望看到国有企业的三公数字。国企的三公浪费已到了让老百姓难以容忍的地步，有的公司领导享用天价酒，有的公司300多个处级干部享用拿公款办好车牌、保险的“私车”。类似问题不胜枚举，不公开行吗？

　　中国青年报19日刊发郑根岭评论也认为，更有挑战性的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情况能否公开，公开得能否准确、具体并经得起专业机构和社会公众的拷问。不少地方政府行政领导随意花钱，迂回曲折的办法多得是，可说是“花钱不眨眼”。在进一步推进中央部门三公公开的同时，应尽早在地方各级政府全面推开，并确保真实可靠不走过场不作假。

　　用严格制度保“三公”消费公开到位

　　公开的目的，不仅是让公众知道纳税人的钱政府是怎么花的，更重要是通过公开遏制政府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使纳税人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邓聿文21日在《每日经济新闻》撰文指出，确保三公经费的亮相不“卡壳”，需要严格的制度保障：首先，建立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委以及存在挥霍公款造成浪费的，要进行严厉问责。其次，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并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第三，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将财政预算内外两种管理体制统一起来，严防地方和部门私设“小金库”。第四，强化人大审查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要承担起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突出审计独立监督的职能。此外，还应加强舆论的监督力量。

　　破解三公消费的难点需作顶层设计。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陈宪18日在《文汇报》撰文表示，要解决三公消费难点问题，就必须在整个系统内部达成高度共识，尤其是各个政府机构、部门和单位的领导要达成共识。共识不仅仅是“必要性”、“重要性”之类，而主要应是对三公消费相关制度及其有效执行的认识，以及一旦出现各种情形的违规如何分别处理的共同约定——或问责，或追究，总之要以党纪国法严加整肃。达成共识并协力遵循，是这一设计的逻辑起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的《中国经济导报》19日刊发编辑部时评说，公开“三公消费”，在技术上、运行方式上、程序上都不存在障碍，只是还未真正被纳入严格的运作模式。在此次“初体验”中，超支部门也都是以工作为由回应，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借鉴一下香港。香港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出情况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并严格要求官员开支，一旦超支将被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