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

　　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49.6%，但如果以户籍为标准，起码有1亿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许多进城打工者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却未能实现身份的转变。一些农民多年在城里打工，举家进城却扎不下根，城市内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即户籍市民与无户籍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