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道德战车

　　难以开辟行善的通途

　　如果机器没坏，如果捐献者再坚持一会，那么这将又是一次完美无瑕的英雄义举。但，一个故障就轻易击碎了美好，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行善如此脆弱？

　　捐献需要爱心和热情，也需要理性和法律。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所副所长刘小冰教授认为，李某虽然签订了捐献知情同意书，但那并不是一个合同，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她并没有救人的法律义务。因为害怕，捐献者李某最终从一个很高的道德承诺上滑落下来，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指望依靠道德力量促使人做件好事，不如引导他人理性分析，让他在“我做这件事情既安全、又可以帮助他人”的信心下作出慎重选择，而李某缺乏一个利、弊的理性分析，才导致了后来不成熟的行为。而建立对捐献者的长期回访制、物质精神回报制，则有利于减少捐献者的后顾之忧。

　　另外，刘小冰认为，在公众医学认知和心理信任度日趋成熟后，可以考虑用法律来规范捐献行为，以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解决目前捐献行为经常出现的情与理的冲突。

　　李某的“悔捐”，也让人对捐献志愿者队伍进行反思。有学者指出，志愿者队伍日益庞大，其中不乏一时冲动者。另一方面，由于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极低，有人既欣喜于志愿者的荣誉，又不愿真正为此尽责。学者建议，应该通过科学、耐心的引导，充满人性化的管理，使更多富有爱心的理性者走入这个行列，使这支志愿者队伍结构更加优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张杰认为，无论是要形成对捐献的理性认识还是培育健康的志愿者队伍，都离不开对捐献知识的科学普及。“谁来宣传、宣传什么，这很重要。宣传者局限于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社会信任度还不够高，如果借助社会组织，宣传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钱思轩则说，现在对捐献者的宣传有点过了，捐献当然可贵，但在医学上技术已经很成熟，只是件平常的事，如果每次捐献都被渲染成了英雄壮举，反而让百姓对捐献望而生畏。

　　有关人士特别提醒，全国每年有3万多白血病患者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死亡，如果有更多的理性认识、更健全的配套机制，那么，更多的普通人将成为捐献志愿者，更多的捐献者将会变摇摆为坚定，死亡的数字也会减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