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领域，国内生产总值急遽下降，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在社会领域，分化混乱、人口锐减。1989年10%最贫穷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比为1：4.7，而1999年这个比例将近1：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等社会问题成堆。社会治安领域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国家职能严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每年用于贿赂的金钱高达数百亿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动。而就国际地位而言，俄罗斯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

　　文汇报：在苏联解体之后，您曾经多次去那里，同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交换意见。您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俄罗斯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李慎明：近些年，我先后四次访俄，发现俄罗斯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比较困难，少数生活很好的人也往往会因社会动荡受到影响，包括莫斯科大学原副校长的两个女儿也被黑社会杀死之后而不了了之。在实地考察时，我们真切感受到，无论是俄罗斯官员还是学者或是普通百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谈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无不痛惜万分甚至泪光闪灼。

　　2002年6月，我们来到伏尔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勒)访问，从下降的飞机上即看到在宽阔的伏尔加河上高耸着九座大桥墩。前来迎接的州长告诉我，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铁路桥，修通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因联邦政府不给钱，1990年被迫停工。我说，据我所知，二战前斯大林格勒在伏尔加河两岸延绵80公里有六大工业区，二战中变成一片废墟。卫国战争胜利后，三年左右，在原地，又一座斯大林格勒新城矗立起来。现在12年却建不了一座新桥，这是为什么？州长沉默少许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样。那时，人们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现在很迷惘：我们的过去错了，将来要往哪里走？我们一无所知！”

　　文汇报：与苏联解体后的前10年相比，近些年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有了进步？

　　李慎明：坦诚讲，我个人认为，俄罗斯的忧郁可能还需一段较长的时日。我与俄罗斯一些知名政治家、思想家交谈，他们也有同样认识。我认为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大概可能还需要十多年及至二三十年，人民才能彻底认清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有了彻底、科学理论的指导，俄罗斯才能得到真正的复兴。

　　俄罗斯现在的复兴主要是依靠军工，再一个是包含石油在内的各种资源。当然木材也十分丰富，坐飞机从进入它的境内一直到莫斯科，基本上都是森林，非常富庶，人口又少，即便这样，普通百姓现在的生活也很困难，这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既然跌到谷底，就需要时间来恢复，需要经济上特别是正确理论上的寻求。

　　文汇报：如何看待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实际上牵涉到历史观问题。不可思议的是，当年的苏联解体似乎非常突然，为什么苏联国内国外几乎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集体误判呢？

　　李慎明：集体的误判里面，包含了某些个人的利益。去年4月我们去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格·瓦·奥希波夫对我说：“由于对要求入党者审批的放宽，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其结果就是怀着各种私利的人混入党内。鱼烂是从头上开始的。从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孙辈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人走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首先考虑个人、家庭、子孙后代、小集团的利益，这样党和国家就慢慢变质了。

　　苏共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文汇报：20年过去了，世人为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提出了“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军备竞赛拖垮说”等等。不同的人得出了不同结论。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李慎明：关于苏联及苏共解体的原因，各种观点杂陈纷争。我认为，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完成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本质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理论。

　　戈尔巴乔夫走得比赫鲁晓夫更远。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攻击公有制占主体是“经济垄断”，妨碍了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自由选择。此后，他授意沙塔林等人提出“500天私有化计划”。在私有化过程中，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外逃，一些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门类被外国控制，而大量掌握核心军工机密和国防工业的专家流落西方。

　　从苏共组织路线看，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形式上强调了“集体领导”，但只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为“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党内监督更无从谈起。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1991年8月24日，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实质上就由他个人决定并宣布苏共中央的自行解散。

　　我在访俄期间，曾与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作了几次深谈。有一次，他曾深切地对我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成为耶稣，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共党员，现在仍保留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十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