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形式到行动，在静态设计合作机制的同时，研究合作过程的动态变迁，在行动中保障部门合作效能

　　当前，公共事务日益多元化，促使政府职能专业化并进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但是，公共事务多元化并不意味它的独立性，相反，某些公共事务是多层次问题的集中表现，需要多个部门的综合治理。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并不应该是简单的机构增减，而应该是结构和功能上的优化。为此，“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和“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都已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迄今为止，我国政府部门合作的机制繁多，形式丰富：高层决策会议、分管领导牵头、专门议事协调机构、部际联席会议、主要部门牵头合作等大量涌现，对我国重大项目建设的完成、社会突出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总体上说，这些合作机制都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从部门来说，部门的合作意图影响合作效果。我国政府部门合作主要来源于领导的直接安排、主要部门的组织牵头、部门间的自发结合等。但是，在第一种方式中，合作的流程多是领导意志的体现，各部门仅对上级负责，合作机制流于形式；在第二、三种方式中，可能会出现牵头部门与参与部门、强势部门与弱势部门的地位差别，尤其是彼此的竞争关系可能会导致合作偏轨，为某些部门所利用。

　　从合作来说，合作的方式方法会影响合作效果。比如，主要牵头部门合作强调对牵头部门的责任明确，但在行动中，缺乏对牵头部门强权意志的有效控制。同时，在合作过程中，还存在合作层级不明确、协调内容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改革。

　　从体制来说，政府的“条块关系”也会影响合作效果。在很长的时间里，政府部门更多地受限于“条条”关系，并且在每个不同的“条条”关系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运作规则和程序。当这些部门合作时，任何一个部门所遵循的“条条”规则都很难自然而然地成为整体合作机制的共识标准，从而给合作增加困难。

　　所以，一个机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个机制的成功，政府部门合作，有“形”更要有“行”。我们更应该从形式到行动，在静态设计合作机制的同时，研究合作过程的动态变迁，在行动中保障部门合作效能。

　　首先，激发合作的需求。仅从政府体制而言，需求来源于资源的差异性，应该积极改变政府体制中的“职责同构”现象，将不同的权责、资源在不同的层级、区域和部门中进行适当的有差别的科学配置。

　　其次，增强合作的认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充分的认同能给合作带来契机和保障，反之，则可能会引发少数部门的消极作为。而构建合作型组织文化可以是一种探索，即在部门日常工作中，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公共服务等普适性价值，逐步实现从竞争到合作的思想转变，最终形成“合作共识”。

　　再次，规范合作的制度。制度是根本，是效果的保障。如前文所述，某些部门试图通过对制度的控制，实现对其他部门的驾驭，从而让合作机制为自己所利用。有鉴于此，就必须努力推进政府部门合作的科学立法、规范执法。

　　最后，推动合作常态化。政府部门合作不是一次简单的制度性、结构性安排，而是一个充满部门策略性互动的长期过程，而这种策略性互动可能会给合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所以，应尽快建立健全绩效评估系统，完善监督制度，规范合作运行机制，建立长效机制，以推动合作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