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理论随后成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的指导思想。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性质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力量的增长，使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而帝国主义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这是他决心采取“一边倒”战略的重要原因。

　　玛雅：新中国成立后，杜鲁门政府曾一度表示，将不再干涉中国局势的演变，这为中共攻打台湾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调整了战略，将遏制苏联的目标扩大为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这一政策调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后果：美国和中国之间22年的尖锐对峙。

　　章百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个短时期，美国采取的是观望政策，“等待尘埃落定”。就是说，当一棵大树倒下时，尘土会扬起来，一时什么都看不清，需要等待。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不再观望了，而是立即采取行动，这就导致了“一边倒”格局的固定化和长期化。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中美在朝鲜交战，“一边倒”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美国的行动后果是严重的。它在关键时刻打断了中国统一的进程，使中国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有利时机；美军在朝鲜又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界，中国不得不被迫应战。中美关系由此持久地陷入僵局，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难以取得突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在这个过程中，冷战大格局的影响是主要的，中国实行“一边倒”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

　　玛雅：我的印象是，建国初期，中美关系先后有几次可能出现缓和，但都“阴差阳错”地失去了机会。

　　章百家：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出现了摇摆，但当时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其实很小。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不可能在欧洲实行反共的遏制政策，而在亚洲却与一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妥协。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因此，中共也不会谋求同美国妥协。

　　朝鲜停战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估计是国际局势将趋于缓和。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地向美国作出了缓和的姿态。1956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专门加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又在大使级会谈中就消除两国的贸易障碍、促进人民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草案。然而，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

　　玛雅：这样说来，“一边倒”格局的形成，不仅是新中国根据形势所做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所作反应的结果？

　　章百家：是的，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一种互动的结果。不过，我想补充说明，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战略，“一边倒”的提出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中共建政前后，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才能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中国外交所遭受的两个重大挫折，给了中共领导人深刻的历史镜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两个目标：一是争取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二是使各国逐步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两个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孙中山于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辞去了大总统职位，让位于被列强看中的袁世凯；中国在收回国家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遭受的挫折更为惨重，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这些失败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经过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中国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转向俄国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正当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屈辱义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无援之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表示，愿意放弃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允诺后来并没有兑现，但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相信，苏俄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挚友。

　　新中国成立之时采取“一边倒”方针，一方面，强烈地反映出中共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告别百年屈辱历史的决心。中共领导人认为，新中国要建立起新型的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