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新闻，不妨比较阅读：一是9月5日《中国青年报》消息说，河北企业家张连军和杨卫国花费500万元办理矿权证，谁知此证竟然是假的，而国土部工作人员表示，当时仅是帮忙转交档案袋，整件事与国土部无关；二是同日的《人民日报》消息，1992年，江苏溧阳民政局开始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周建芳夫妇2人1997年花2万元参保，13年后，却被告知当初的保险承诺已无法兑现，只能选择退保。

　　公共权力一旦与造假有染，基于公信而构建起来的秩序，就会以摧枯拉朽的速度土崩瓦解，失信弥漫，绝望荡漾——它戕害的不仅是公民私权，更重要的是公众追求公平、捍卫正义的信仰。

　　江苏溧阳夫妇投保13年领不到养老金，地方部门的说法是当年的宣传册不是合同。问题是，宣传册内容明确、事项具体，怎么就不属于法律上的要约邀请？连江苏省人社厅官员也表示“当地政府应当负责任”的事实，地方部门何以拒绝履行承诺、放任参保老人损失发生？……当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封闭而傲慢的权力完全可以拒绝发言。

　　权力和约束本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自由惯了，尺度和分寸难免也会走上“限制级”。这些年，少数权力卖假证、空许诺的例子还少见吗？比之于奸商，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都在慨叹道德堕落、规则溃坏，事实上，公权的堕落与溃坏是加速社会整体滑坡的催化剂——因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自保的私权如果不“顺势而为”，很可能成为公权力翻云覆雨中的沉没成本，一闪念就会丧失了被打捞的可能。

　　假钞可恨，设若银行流出假钞，就不单单是个可恨的命题，而更昭示着一种失范的秩序。同样的道理，权力不作为可憎，但如果权力熟谙规则的漏洞，在无以监管的领域“积极作为”，恐怕更“恐怖”。日前，刑诉法15年后大修，草案一出，众声关注的焦点，无非是对公权与私权的规置。公权如何严守界限，既不缺位、更不越位，这是法治的最大难题——在外在监督很难一蹴而就的当下，最迫切的起码是让“自说自话”的权力学会如何“说话算话”。

　　公权如何“说话算话”，看来仅仅靠摆事实、讲道理是不够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加大罚单，让“食言失信者”、“胡言乱语者”以官帽为代价，为自己的作为埋单。同时，追究一切开绿灯者的责任；二是稀释要权，以切实的内部制衡机制，防止少数核心权力掌握在个别“临时工”手里，让所有不检点的权力都能展示在阳光之下，最终无法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