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工业化”

　　最令海洋国土管理者和研究者们着急的，还是眼下愈演愈烈的围海造地、填海连岛。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国土资源部特聘专家方克定告诉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四次围海高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围海晒盐；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围海造田；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的围海养殖。目前，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填海高潮，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是沿海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港口经济和临海工业，填海、围海造地的规模远超过去，“旗号都是发展海洋经济。”

　　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围海造地运动正在以数倍于过去的速度高速发展。2003年的围海面积是21.2平方公里，2004年达到53.5平方公里，2005年超过100平方公里，2009年为179平方公里据国家海洋局统计，“十一五”期间，围填海解决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700平方公里。

　　而本刊记者在沿海某省B县了解到，就其临港经济，该县过去三年来已填海连岛围填21.8平方公里，未来三年还将围填33.5平方公里。相邻的C县已围13.5平方公里，正在围填40平方公里的围垦计划。面对一眼看不到边的围填地，本刊记者询问围填有无海域使用证，当地负责人士回答，“在申请”；工业项目在哪？“还没有，正在招商。”

　　沿海某省海洋管理部门研究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局面完全是三方“合力”的结果。从地方政府“块块”的角度看，近年民营经济不活跃，于是，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意愿格外强烈，都惦记着中石化、中石油，有一个项目落户，当地政府就活了；从部门“条条”的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批出了大量工业项目，很多涉海；从行业角度看，规划部门要求包括钢铁、石化等大进大出的产业，重心向沿海转移，尤其是央企纷纷东移。

　　“现在，还无法确定海洋经济概念向大工业扩展究竟是好是坏。”据他的观察，至少可以确定，“目前表现出来的行为，用的不是海洋的正向功能，而是给海洋带来了压力。”他的担心是，“大港口、大石化、大钢铁必然给地方政府带来大增长、大财税，同时也可能把海洋资源环境原来50年、100年的承载能力，在5年、10年内用光。”

　　该研究人士20多年海洋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开发与保护是不能同步的，很多时候是不相容的。有些方面一旦开发了，就无法保护了。”比如渤海，正是不同季节冷暖水的变化，鱼类才能正常地活动。2003年曹妃甸围填建坝时，环评书还在争论该留4个涵洞、6个涵洞还是9个涵洞，结果在施工现场一个洞都没有看到。现在，曹妃甸生态已经发生了严重影响。当地不得不准备建桥炸坝。

　　“‘十一五’期间，项目上得太快了，多少大桥一夜之间就架起来了，多少堤坝一下子就升上去了。围完了，头三五十年的税收甜头真甜。以后真出了事，苦头谁去尝？”他又讲了某省的故事，“规划部门以水利专家为主做了一个滩涂围垦规划，写进了某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赫然写着5年之内要围垦270万亩。这是个什么概念？该省水深5米以上的所有滩涂浅海都被作为可围填的了。不荒唐吗？”

　　“270万亩在水利专家眼里是光滩。我说你错了，你一脚踩下去有多少生命？这些滩涂生物繁衍带动着多大的长远经济利益。”他现在痛感国内研究海洋的专家太少，“现在下海搞工程的，大部分都是从陆地转行过来的，对海洋特性没有整体的了解，对工程产生的影响认识不清、估计不足。”